□记者 蔡烨华

东汉铜奔马（马踏飞燕）。甘肃省博物馆 藏

唐彩绘陶戴帏帽女骑俑。国家博物馆 藏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陕西历史博物馆 藏

竹雕笔筒“松溪浴马图”。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 藏

木雕“红军长征图”。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 藏

　　马，这一在华夏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动物，承载着诸多象征与深远寓意。它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忠诚的伙伴，也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古人常将马比作地上的龙，以此象征着炎黄子孙那份不懈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马不仅用于交通运输，军事征战，还融入文化艺术，成为勇敢、自由与优雅的化身。

　　“马”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金文，距今至少3100年。随着马年到来，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纷纷上“马”，从铜车马到鎏金马，从玉马到陶马，从泥塑到木雕，骏马矫健的身姿驰骋千年，诉说着跨越时空的历史记忆，展现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龙马精神”。马年新春，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观“马”，一起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展柜里，铜奔马总是最引人注目的存在。这尊被民间称为“马踏飞燕”的文物，绝对是马文物中的“顶流”。它高34.5厘米，长45厘米，造型为骏马单蹄踏飞燕、三足腾空，展现出极致动感与力学平衡，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巅峰之作。据了解，铜奔马的出土地武威古称凉州，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汉代河西四郡的设置使得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日益频繁，优良马种也随之传入中原。汉武帝时期，大宛汗血马的引进更是掀起了一股“求马”热潮。史载汉武帝曾两度派兵远征大宛，最终获得数千匹汗血宝马。铜奔马的出现，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对骏马崇拜的艺术结晶。

　　这匹铜奔马头微左偏，昂首嘶鸣，眼神锐利，马鬃飞扬，把“风驰电掣”四个字刻在了骨子里。这尊从黄土中走出的青铜奔马，曾先后到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并多次登上邮票，1983年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它始终以其昂扬的姿态，诠释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奋进精神，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文化纽带。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有一件“大唐遗宝”——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它不似寻常中原器物，以独特的皮囊壶身、鎏金的舞马纹样，讲述着一个关于大唐盛世、文化交流、王朝兴衰的传奇故事。它也是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

　　在三国、南北朝时期已有舞马。到了唐代，“舞马”风靡一时。据陕西历史博物馆展板文字介绍，舞马是唐代宫廷的御用娱乐马匹。唐玄宗天宝年间，每逢皇帝生日“千秋节”都会举行盛大宴会，并以舞马助兴。其时，上百匹形体矫健、装饰华丽的舞马伴随着乐曲的节拍跃然起舞，奋首鼓尾，舞姿翩翩。高潮时，舞马跃上三层高的床板旋转如飞，领头之马还会衔起盛满酒的酒杯到玄宗面前祝寿。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通高14.8厘米，重549克。其造型采用北方游牧民族常用的皮囊壶形状。壶身为扁圆形，上方一端开有竖筒状的小壶口，上置覆莲瓣式壶盖，盖顶铆有一银环，环内套接一条长14厘米的银链与弓状提梁巧妙相连。它以中原银质捶揲与模压工艺，结合玄宗生日“千秋节”舞马祝寿的宫廷礼制，呈现出“草原器型+中原精工+皇家礼仪”的三层融合，正是大唐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生动体现。

　　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1972年出土于陕西礼泉张士贵墓的“彩绘陶戴帏帽女骑俑”，时代为唐显庆二年（657）。据介绍，帏帽原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出门防风用的实用性帽子，传到中原地区后成为贵族妇女出游的时尚性装束，在唐代初年很盛行，朝廷曾禁止这种风尚，反而却使其更为风行，以至“（武）则天之后，帏帽大行。”女俑戴帷帽、穿窄袖袍（胡风装束）骑马出行的形象，打破了传统性别束缚。胡服便于骑射的实用优势被唐人吸收，女性抛头露面、扬鞭策马的生活场景，折射出社会风气的开放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正在举行的“马到功成——丙午贺岁精品展”中，有明万历年间的青花瓷“海马云龙纹梅瓶”，梅瓶瓷面纹饰采用夸张手法表现海马腾跃于波涛间的动态场景，海马躯体舒展、马鬃飞扬，与翻卷浪花、流动水气形成呼应；有清代的竹雕“松溪浴马图”笔筒清，采用薄地阳文浮雕技法，以画入竹，用通景方式雕刻三位马倌浴马、饲马、相马的悠闲场景。还有匠心独运的木雕马出现在“红军长征图”摆件中，来自潮州的木雕艺人张鉴轩、陈舜羌，以通雕技法再现了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场景，“之”字形构图增强了画面的层次感和深度感，山川、人物、战马仅毫厘之间却栩栩如生，既展现了潮州木雕“多层镂通、玲珑剔透”的传统特色，又歌颂了红军不畏艰险、团结奋斗的革命精神。

　　马年观“马”，祝福大家如文物、工艺品中的马一样，昂首、挺胸、向前——跃马扬鞭，行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