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石雕像。 综 图

　　□黄少青

　　高攀龙是明代晚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一是他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累官左都御史，十足的朝廷重臣。二是他为东林学派的领袖之一，学术上倾向于调和理学和心学，提倡学问应有“实用”价值，影响颇大。

　　高攀龙的宦海生涯跌宕起伏，官职最小时只是添注典史，即县一级协助处理文书和兼管治安的非正职小吏。任这一职时，高攀龙就在揭阳，所以成了他和揭阳结下的一段缘。然而地方的文史学者对高攀龙的研究似乎不多，就所见，仅彭妙艳先生生前收在他所著《乡之魂》一书中的《高攀龙贬揭》一文。彭妙艳先生此文占有丰富的史料依据，并融合散文笔法和文史研究的行文风格，考论周详，诚为大手笔之力作。借助彭妙艳先生的文章为基础，结合自己的一些相关阅读，笔者也试着来谈一谈高攀龙，以表达揭阳不可忘记高攀龙的一点微意。

　　高攀龙贬谪揭阳的原因及其在揭时间

　　高攀龙（1562～1626），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司行人，职位级别虽不高，但因为是负责传圣旨和行册封礼仪之类的事务，所以相当体面，前途也很被看好。然而正是在此位置上，高攀龙第一次踢到了铁板。明人笔记《玉镜新谭》说高攀龙“生平抗直，忠义自命”。高攀龙看不惯晚明朝廷的腐败和昏聩，把匡正正风邪气视为己任，“上疏，力诋郑材、杨应宿谗谄宜咄”（《明史》本传）。结果是，皇帝在把杨应宿降职的同时，却也“谪攀龙揭阳添注典史”。这始料未及的处罚，乃因高攀龙在上疏中有些话刺痛了皇帝，让皇帝感到恼火，所以饶不了他。

　　历经两三个月的长途跋涉，高攀龙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到达揭阳，但在十二月，他便离开了揭阳。这时高攀龙32岁。《明史》说他“之官七月，以事归”，彭妙艳先生说他“自贬谪起至离开揭阳，前后不过半年时间”，两者显然都是把高攀龙踏上谪途便计入他任职揭阳的时间。但倘若严格一点，还是应以崇祯时期揭阳知县陈鼎新在《高忠宪崇祀名宦记》中所说的“甫三月而归”为准，即高攀龙在揭阳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三个月。然而，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高攀龙却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做出了贡献的，这也是高攀龙在揭阳历史上真正的意义所在。

　　高攀龙的学术要旨及其人格之光

　　《明史》称高攀龙“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但作为理学家，高攀龙对宋明理学有自己的见解，他主张“格物穷理”，强调“修悟并重”，提出“学问须躬行实践”，反对空谈概念。所以彭妙艳先生说高攀龙的理学论述“打开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闸门，带动了这股思潮的高涨”。高攀龙的著作主要有《高子遗书》《周易简说》等。彭妙艳先生指出，高攀龙在揭阳期间所写的《〈王文成公年谱〉序》，“对王守仁心学的渊源和内容做了有理有据的分析、批判，成为宋明理学研究的一篇力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高攀龙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离开揭阳回去了无锡老家，至天启元年（1621）重新起用，《明史》说他“家居垂三十年”，实际上是27年，这时高攀龙已将近60岁。但仕途的挫折和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使他的抗直和忠义有丝毫的改变，而是老而弥坚。嗣后官至左都御史，高攀龙对把持朝政和恣意妄为的阉党，仍采取主动出击的立场，但在朝廷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他失利了。阉党恨之入骨，在高攀龙“削籍”后，仍全力追杀必欲除之而后快。最终，高攀龙投水自尽以明志。高攀龙的死，史料在具体细节的描述方面大同小异，对他留下遗书，视死如归不受辱的刚毅，则所有记载皆大体一致。《明史》载，“远近闻其死，莫不伤之”。明人史书《幸存集》作者夏允彝则云，文阁学尝对他说“平生止服一忠宪（崇祯皇帝赐给高攀龙的谥号），事事合道”。可见高攀龙在当时人包括显宦的心目中，真的不一般。

　　高攀龙在揭阳的人文贡献及其治绩

　　在古人看来，被贬谪到距离京城万里之遥的揭阳，高攀龙是非常倒霉的。值得庆幸的是，在高攀龙谪揭期间，新上任的知县萧自麓，和他同是万历十七年的进士，因此，高攀龙这添注典史不仅没有受到薄待，还颇得照顾。正是萧自麓的惺惺相惜，高攀龙在揭阳才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做了一些好事实事。彭妙艳先生考证发现：高攀龙在揭阳期间，利用公务之余，主动承担起县学教谕和训导们的职责，致力于“课试儒童”，除了编纂刊刻《诸子要语》一书分发诸生之外，还亲自为他们讲课和修改文章。高攀龙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揭阳科举寂然无闻的窘境，因为揭阳自嘉靖三十五年（1556）郑旻、薛守经考中进士，直至高攀龙万历二十二年（1594）来到揭阳，在长达38年的时间里，揭阳在十五科考试中，均年年白榜，教育事业一落千丈，颓势难挽。然而高攀龙的无私付出却初见成效，他的学生曾思道（后改名“迈”）勤奋好学，终于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乡试中，成为知名的举人。高攀龙在揭阳短短的三个月，还和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他离开揭阳的那天，学生们一直送他至离县城十八里远的塘埔渡口，始依依惜别。遥想此情此景，能不感动？

　　作为典史，高攀龙也尽力履行职守。在离开揭阳前夕，他干了一件为崇祯五年（1632）知县陈鼎新所称许的“除一凶人”的大快人心事。彭妙艳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到：在那个动乱的时期，地方上有一个恶棍，凭借手下的几个打手，经常横行乡里，欺行霸市，肆无忌惮，老百姓都很害怕，官府也束手无策。高攀龙通过明查暗访，在充分掌握了罪证之后，果断出手，将其处决。他这种不畏恶势力和敢于执法的强硬手段，为老百姓伸张了正义，维护了一方安宁，博得了广泛的赞誉，也成了他流传下来的治绩之一。

　　揭阳人是懂得感恩的，有如潮州人之于韩愈。崇祯年间，高攀龙的木主被奉祀于揭阳名宦祠。清人李星辉为修《揭阳县缜志》所作的诗歌中有“韩公去后高忠宪”的句子，一点也不夸张。彭妙艳先生指出，高攀龙以典史的小官而受奉祀于名宦祠，自宋以来，这在揭阳是唯一 一人。凡此种种，笔者认为，所昭示的恰恰是高攀龙在揭阳历史上的个人色彩不可遮掩，也是懂得感恩的揭阳无理由遗忘的古代一个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