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天气》

　　苏 童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5年5月

　　□周广玲

　　2025年春，文坛巨匠苏童携其鸿篇巨制《好天气》荣耀归来。这部耗尽11年心血，从百万字的浩瀚初稿中精心雕琢而成的40万字杰作，以江南城郊的“咸水塘”为舞台背景，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独特笔触，勾勒出一幅跨越时空的荒诞寓言长卷。小说不仅承袭了苏童对南方叙事美学的极致探索，更凭借“童年视角”与“幽灵书写”的创新技法，深刻反思了特殊年代下人性的异化，堪称一部兼具文学壮志与历史厚度的时代寓言。

　　《好天气》的核心场景“咸水塘”，既是地理空间的界限，也是文明分野的象征。塘西村世代沿袭殡葬业，象征着农耕文明对生死轮回的敬畏与尊崇；而塘东街道则属于现代都市，充斥着工业化的喧嚣与异化。苏童巧妙地通过两位同名“招娣”的母亲因棺材定制而戏剧性相遇的荒诞情节，将城乡对峙、人性挣扎与宿命纠葛交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密网。

　　小说中，最具震撼力的角色当属“我祖母”—— 一位执着于土葬习俗的旧时代女性。她对棺材的病态痴迷，既是对传统伦理的坚守，也是对政策变迁的无奈抗争。在她死后化为鬼魂搅扰咸水塘的宁静时，这一设定超越了单纯的魔幻色彩，直指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失语与抗争。而“我弟弟”则化身为荒诞时代的“童心反抗者”，在梦游与鬼鹅的指引下，于魔幻与现实的夹缝中追寻失落的纯真，其荒诞行径与《铁皮鼓》中的侏儒奥斯卡遥相呼应，成为对抗异化世界的鲜明符号。

　　苏童采用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却非全知全能视角，而是通过童年记忆的碎片化拼接，重构历史的真实与虚幻。这种“童年视角”的叙事策略，既保留了孩童世界的纯真无邪，又暗含成人世界的冷酷真相。例如，“我”参与祖母葬礼的细节描绘，既是对传统仪式的忠实记录，也是对死亡与权力关系的微妙批判。更值得一提的是，苏童巧妙地将“我”的身份在叙述者与角色间灵活切换。在“白蝴蝶事件”中，“我”既是故事的冷眼旁观者，又是事件进程的积极推动者，这种双重身份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束缚，赋予文本以多义性与开放性。

　　《好天气》的文学实验性，在“风景画”的象征性书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小说中每一处自然景观均被赋予双重意蕴：硫酸厂的黄烟既是工业文明的烙印，也是人性扭曲的象征；咸水塘的雾气缭绕，既是江南水乡的诗意写照，也是时代迷雾的具象呈现。苏童甚至将鬼魂与活人置于同一片色彩斑斓的天空之下，通过超现实的“幽灵书写”，让生死、城乡、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彻底消融。这种手法不仅增强了文本的荒诞色彩，更揭示了历史记忆的不可靠性——正如“幸福硫酸厂”的命名本身便是对那个时代的辛辣讽刺。

　　在苏童的文学世界里，女性命运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好天气》中的好英、好芳姐妹，被塑造为“最早觉醒的女性主义者”。她们以超越年龄的睿智，策划了小说最为惊人的悬疑结局，以此反抗重男轻女的封建枷锁。这种反抗虽伴随着病态与暴力，却恰恰是时代压抑的真实写照。而两位母亲“招娣”的宿命纠葛，则隐喻着城乡权力关系的倒置：当塘西的殡葬传统被城市化浪潮吞噬，她们争夺的不仅是孩子的归属权，更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确认与追寻。

　　与余华的《活着》中“好死不如赖活”的命题相悖，《好天气》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生命哲学——“赖活不如好死”。这一母题通过祖母对棺材的执着、鬼魂的徘徊以及“我弟弟”的梦游行为得以深刻展开。苏童在此探讨的并非简单的生死抉择，而是个体在荒诞境遇中如何坚守尊严。当工业文明碾压过农耕传统的身躯，当人性的真善美被时代异化为商品之时，死亡反而成为最后的救赎与解脱。

　　《好天气》的意义，在于它既是对江南郊区消逝岁月的深情哀悼，也是对文学可能性的勇敢探索。苏童以“彩色天空”为宏大幕布，将荒诞、魔幻、悬疑与诗意巧妙融合，在虚实交错的叙事中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诠释与编码。这部小说不仅是苏童创作生涯的又一巅峰之作，更以其深刻的哲学思考与美学实验，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范式。正如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咸水鬼在告别前编织了一条银玉带赠予塘西村”——这或许是苏童赠予读者的珍贵礼物：在荒诞与诗意的裂缝中，我们得以窥见人性的璀璨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