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

　　梁晓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年11月

　　林少明

　　当那天站在颁奖台上时，我终于见到大名鼎鼎的梁晓声老师，而且他为我颁发奖状，令我很感荣幸。记得好多年前读过梁老师小说《人世间》，获益良多，记忆深刻。

　　梁晓声的《人世间》以周家三代人的命运轨迹为经，以近50年中国社会变迁为纬，在光字片棚户区的斑驳墙垣间，编织出一部关于平凡人奋斗与坚守的生命史诗。这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115万字的宏大体量，将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在柴米油盐的日常叙事中，镌刻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精神图谱。当我们跟随周秉昆的脚步穿越半个世纪的风雨，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兴衰荣辱，更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平民生活史长卷。

　　小说以“光字片”这个虚构的东北棚户区为叙事原点，通过周家三兄妹的人生选择，辐射出从城市平民到知识分子、从基层工人到政府官员的多维社会图景。周秉昆作为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其留城工人的身份构成了观察时代变迁的独特视角。他在酱油厂的劳作、在出版社的坚守、在市井生活中的挣扎，串联起三线建设、知青返城、国企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使宏观历史具象化为个体的生存体验。正如作家所言：“我想写一部有年代感的作品，探讨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将国家叙事转化为民间记忆的创作手法，使《人世间》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家族小说，成为记录时代精神的文化标本。

　　在叙事结构上，小说采用“上部—中部—下部”的三段式架构，暗合人生的青年、中年、老年三个阶段。上部充满理想主义激情，周秉义的兵团岁月、周蓉的为爱出走贵州，都洋溢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浪漫与悲壮；中部转向现实的思考，下岗潮的冲击、婚姻的裂变、亲情的疏离，勾勒出市场经济转型期的阵痛；下部回归生命的本真，周秉昆的牢狱之灾、周志刚的病逝、光字片的拆迁，在沧桑巨变中沉淀出对生命价值的终极思考。这种结构设计不仅体现了作家对人生不同阶段的深刻洞察，更暗含着对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哲学认知。

　　小说塑造的人物群像构成了一部鲜活的中国平民精神史。周秉昆的“轴”、郑娟的“韧”、周志刚的“憨”、郝冬梅的“傲”，每个角色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人性光彩。作为平民英雄的典型，周秉昆用近乎笨拙的善良守护着光字片的温情：他为骆士宾的强暴之罪入狱十二年，却在出狱后拒绝巨额赔偿；他在郑娟最无助时不离不弃，用一生践行着“好人”的承诺。这种“中国式善良”，既是对儒家传统伦理的传承，也是对现代社会一些道德滑坡现象的有力回应，周秉昆的形象在平凡中彰显出精神的崇高。

　　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更具深意。周蓉的理想主义与现实困境、蔡晓光的圆融通达与坚守本心、冯化成的诗性浪漫与心灵迷失，构成了一幅知识分子的精神浮世绘。周蓉为爱情奔赴贵州山村，却在时代浪潮中逐渐迷失自我，最终在异乡漂泊中完成精神救赎；蔡晓光始终在体制内保持着对艺术的追求，用《北方的地火》等作品记录时代的阵痛。这些人物的命运轨迹，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求索，也揭示了人文精神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坚守与蜕变。

　　小说对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有着深刻的揭示。当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着传统的道德秩序，光字片的邻里互助与利益博弈、周家兄妹的亲情羁绊与阶层分化，都在叩问着做人的底线。周秉昆的工友们在“下海”热潮中或沉沦或奋进，肖国庆的自杀、曹德宝的背叛情谊，这些悲剧性事件构成了对物质主义的尖锐批判。而周志刚临终前的那句“人心里的劲儿不能泄”，则成为抵御精神滑坡的宣言。这种对传统道德价值的坚守，对物欲膨胀现象的针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人世间》的结尾，周秉昆在光字片的废墟上读到姐姐周蓉的小说，终于领悟到“人世间的美好，在于平凡中的坚守”。这部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学巨著，用无数普通人的生命故事，诠释了中国精神的坚韧与温情。当我们合上书本，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沉浮的人物依然鲜活如昨，他们的欢笑与泪水、挣扎与奋进，共同构成了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诗。正如电视剧改编所揭示的：“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梁晓声用这部作品告诉我们，史诗不仅在英雄的传奇里，更在平凡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