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葛剑雄文集第8卷》

　　葛剑雄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3月

　　□禾 刀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众所周知，“隋唐大一统前长期存在南北分裂的局面，比如南方是东晋、宋、齐、梁、陈；北方先是十六国，后是北魏，后又分裂成东魏、西魏，后来又演变成北齐、北周”。大分裂时的南北大小政权，“都把自己称为‘中国’”，这给实现大一统后的隋唐史官出了不小的难题：何为“中国”？何为正统？面对史官的久论不决，唐太宗一锤定音：“二史并修，北方政权修一部《北史》，南方政权修一部《南史》，双方都是‘中国’，都是平等的”。唐太宗的修史智慧为后来者所沿用，如元朝采取《辽史》《宋史》《金史》三史并修，“承认他们都是‘中国’，都是正统，都可以修正史”。

　　什么是“中国”，“中国”从何而来？古往今来又经历了什么？从上下五千年历史中，梳理“中国”概念的形成与形塑，一直是学者竞相探究剖析的课题。本书虽是葛剑雄的一部文集，但其多篇文集主题主要集中于“中国”二字跨越漫漫历史时空的精辟解读。本书所辑文章，其行文风格既承接了葛剑雄一贯的严谨学术态度，又不见一些学术作品的佶屈聱牙，语言通俗易懂，逻辑平白通透，特别是就古代帝王对修史悬案的剖析尤为精彩。

　　“中国”二字最早的出处，源自1963年8月陕西省宝鸡县东北郊贾村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其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其中有“宅兹中国”一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两字”。葛剑雄仔细考证后指出，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内涵空间狭小，往往仅指一个小小的城郭。随着诸侯势力骤增，控制面积与日俱增，“中国”外延随之水涨船高。

　　在葛剑雄看来，中西文明历史交往非常有限。汉唐时代，虽然可见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记录，但“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出现真正的开放，一直被认为最开放的唐朝，其实也是‘开而不放’”。无论是汉代还是唐代，外族来者甚众，而汉唐则不允许本国人出境。明朝虽有郑和下西洋，但这样的交往仍旧严格局限在极少数官派群体，其主旨也并不是真正在于推动中西方的商贸文化交往，而在于永乐皇帝寄希望于以营造万国来贺的盛景，为自己篡位而来的合法性提供更多旁证。另一个事实是，自郑和以后，明朝推行了极其严格的海禁政策。

　　导致这种单向度交往的原因众多。“首先，中国古代没有正常的外贸，只接受‘朝贡’”。朝贡满足了中国古代帝王对个人权力的想象，而对外国人而言，这种朝贡的利益回报极其丰厚，是一门不错的生意。“其次，商人的地位低，商业不受重视”。自古以来，从事商贸活动并不为社会待见。“再次，陆上边疆地区控制严密，百姓不能出境”。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只是外国人的贸易路线。

　　那“为什么西方人到海边就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而中国一流的学者到了海边就到了‘天涯海角’，感到穷途末路了呢”？葛剑雄指出，西方的海洋文化主要源自地中海。地中海周边都是人口稠密之地，无论是贸易还是交往，借船出海距离都不会太远，海洋具有明显的交通优势。而中国由于缺乏科学宇宙观和海洋知识，对海洋的探索极为有限。相较于可以种植农作物维持生计的陆地，海洋仅有“鱼盐之利”，缺乏生存优势。

　　葛剑雄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朝代都自诩“中国”正统，这一策略彰显帝王寻求统治正统性的变通之举。然而，今天的“中国”早非先秦时代的“中国”。而中国历史朝代经多次更迭，原来的人口和文化，与周边多个民族出现交融。如北方的胡服、坐椅习惯被推广，而经丝绸之路引进的粮食瓜果蔬菜等，已在中国生根落地。就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生活词汇，也杂揉糅了西方词汇的音译元素。一言以蔽之，当我们谈“中国”，谈的不再是一个简单而又枯燥的地理词汇，而是多种民族文化交融的磅礴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