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开国史事与殷周礼制》

　　郭伟川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25年2月

　　□黄少青

　　2025年4月10日，北京大学燕园礼学推介郭伟川的新书《周公开国史事与殷周礼制》。郭伟川是已故国学大师饶宗颐亲授治学门径的学生。几十年来，郭先生著作等身，尤其是在礼学研究方面，此前已有动辄几十万言的《儒家礼治与中国学术——史学与儒道释三教论集》《两周史论》《〈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礼学与历史研究》等多部煌煌大著问世，其新发现，新创见，新论述，深受学术界专家学者的推许，影响及于海内外。郭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高地上构筑起一片新风景。今之新著，则又添了新的景色。

　　郭先生在本书中深入考证并展开洋洋洒洒的论述，认为周公曾为天子7年，对姬周王朝有再造之功。但是，周公究竟有没有称王，抑或只是摄政，这在后世却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历史事件和纠缠不清的学术问题。一直以来，郭先生是坚持站队于肯定周公称王的历史事实者，并且在深入先秦典籍的考索中，爬剔梳理，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形成了深刻的见解和具有雄辩力量的论述。故在某种意义上，也许郭先生的这部新著，将为周公称王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历史问题画上一个句号。

　　为什么周公称王比摄政重要并符合历史事实，郭先生在本书中给出了充分的考证和论述。首先，商周时期，殷商的王位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但周文王把这一制度改变为“位之宗子”，即以父传子（首先是嫡长子）。这是颠覆性的制度确立。因此，继文王之位的是其子发，即武王。然而武王在灭商2年后便死了，于是继位的是他的儿子诵，即成王。这时候，诵才三岁，所谓“尚在襁褓”，这就使姬周王朝面临如何管理整个国家的问题，变数难测。在此情况之下，辅助过父亲文王和二兄武王的周公，便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践阼称王，为姬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奠下了基础。

　　然而这样一来，周公就把文王“位之宗子”的制度，退到殷商“兄终弟及”的老路上去了。这正是汉之后，尤其到了宋代，儒家从“君臣大义”的立场出发，不承认周公称王的历史事实而只把周公理解为摄政的原因。然而先秦的文献资料表明，“为子孝，笃仁”的旦，即周公，其称王，乃是时势使然。对此，郭先生论述颇详。一是武王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诵还太小，当不了名副其实的王，所以在“不豫”的时刻，交代周公的遗嘱才会是“我兄弟相后”，当然，这也便赋予了周公称王的合法性。二是武王崩后，管叔等“三监”勾结纣子武庚发动武装叛乱，刚刚站稳脚跟的姬周王朝一时危在旦夕，周公如果不毅然称王，将不可能统领群臣，号令天下，平定叛乱。同时，作为周公称王的有力佐证，是先秦典籍中屡屡出现周公自称“余一人”的记载。

　　《礼记·曲礼下》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公，曰‘余一人’。”据此，郭生专门考索了先秦典籍，发现除了周文王之外，商王和西周后来诸王，都有自称“余一人”的记载。且《尚书·周书》的《金縢》《微子之命》《康诰》《酒诰》《蔡仲之命》诸篇，以及《逸周书·皇门解》和出土文献清华简的《皇门》，也都有周公自称“余一人”的记载，可见，周公称王的历史事实昭然若揭，是明摆着的。故而郭先生进一步强调，周公称王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抹杀也抹杀不了的。

　　然而不能不注意到，周公践阼称王不仅具有其合法性，而且也符合商周时期的礼制。这也是郭先生在本书中反复论证的历史要点之一。即，称王者同时要有资格自称“余一人”，必须是“君天下”的天子。郭先生指出，天子自称“余一人”，即“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唯我独尊的意思。因此，称王且有资格自称“余一人”者，按照商周时期的礼制，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天下归于一统，定于一尊，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分庭抗礼。故，郭先生在考索了先秦典籍和相关出土的甲骨、金文资料后，真的没有看到其中有周文王自称“余一人”的记载。显然，由于文王本是西伯，与纣王是君臣关系，纣王荒淫无度，文王虽欲“周革殷命”，但未能如愿，故文王生前自称“余一人”的机会始终没有到来。武王继位后，把商灭了，天下完成了一统，天子大位非他莫属，于是武王不同于其父，也就有资格自称“余一人”了。之后西周诸王见于典籍都有自称“余一人”的记载。可见，周公称王除了具有合法性之外，其以天子自称“余一人”的资格，在符合礼制上也并不例外。

　　还有一点，周公称王七年后，致政成王，退居臣位任职冢宰仍执掌大政十年，故其薨后，《礼记·祭统》云：“昔者周公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殁，成王、康壬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嘗禘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据此，郭伟川先生指出，周公身后之所以享有天子礼乐，也正是他在生前确曾践阼亲王并为“余一人”的天子的又一印证。

　　其实，战国时的荀子便肯定周公称王是历史事实了，他在《儒效》篇中指出，周公底定和一统天下，并“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能掩迹于文、武”，所表明的便是，“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故，郭先生认为荀子之论是最恰当的。

　　应该说，周公称王之所以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在于周公称王第六年制礼作乐，建立了国家体制和行政制度等等，从而在中华文化传统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涵盖。郭伟川先生在此认知高度上不辞治学的艰辛和寂寞，穷年累月，锲而不舍，不断作出卓越的学术贡献，是令人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