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青

　　2024年4月18日，揭阳市档案馆隆重举行了旅港历史学家郭伟川先生手稿和著作的收藏仪式。档案馆称，郭伟川先生是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十分允当。几十年来，郭伟川先生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至今已达17部之多，硕果累累。未来，在继续厚积薄发的基础上，郭伟川先生必将取得更大的学术成果，这是可以预期的。但在这里，我想谈的是与写作有关的话题，故这方面暂不展开。

　　我们仍不妨从郭伟川先生谈起。记得，一次郭伟川先生电话和我闲聊，他提到，在香港，曾有人问他：“郭先生，你并没有在大学做老师，为什么要写很多的书呢？”言下之意：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应该说，在消费社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并不值得奇怪，但这种不理解的程度，显然并不存在对话的可能。作为同桌老友，在中学生时代，我就知道郭伟川先生是个有抱负的人。所以，即使人生也经历过逆境的阶段，郭伟川先生都从未灰心丧气过。后来机缘降临，他得以把学术研究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便下决心，不尽干零敲碎打的学术活儿，要干就干大的学术工程。为此，他除了情系乡梓在地方史研究上作出了填补性的贡献，更问鼎于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若干重大学术问题，并对上古两周时期某些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的真相进行探索和厘定，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制度渊源所自的《周礼》一书给予了系统性的考证和论述而独步于时……凡此种种，均受到国家首席专家和一流学者的嘉许和肯定，影响及于海外。不难想象，这些累积叠加在一起的丰硕的学术成果，它们确实耗费了郭伟川先生不可小觑的智慧和生命热能。但郭伟川先生乐此不疲，这是他的志向，也是他的执着。

　　联想到许多有着强烈追求的作家在文学地平线上辛勤耕耘的身影，我觉得，他们的自强不息和不知疲倦，恰好与郭伟川先生奋发向学术高地攀登的毅力相映成趣，成为令人羡慕的写作景观。如果说，写作是人生颇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但似乎也无必要把写作的调子唱得太高。我不怀疑，《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所说的话，可能更有意思，也更符合写作的实际情况。他说：“对于作家来说，写作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必不可少的活动，能够使他得到满足，正如锻炼、流汗和洗澡能使一个体力活动的人得到满足一样。”

　　写作这事儿，由于利奥塔在后现代理论中提出的“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在文学上取得了合法地位，因此它们常被人拿来作为热点大谈特谈。正是从文学的角度，我认为，所谓“写什么”，其实就是指作家在写作题材方面，具有充分选择的自主权。它们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任由所爱。但“怎么写”，才是作家写作真正的挑战，也是决定写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所谓“怎么写”，依我之见，就是要求写作不能人云亦云，老调重弹，而是对于所选择的题材，必须能够提供新的视点和新的发现，展示叙事的新境界。这让我联想起了鲁迅先生曾经打算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传奇写成小说的事情。据1926年郁达夫在《历史小说论》中讲，鲁迅先生从前老和他谈及，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鲁迅先生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他不可能看不出安禄山和杨贵妃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才只以来生和杨贵妃为约，实际上是他的心思已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杨贵妃，但如果玄宗对她的爱情还在的话，哪里会不保全她的性命？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只是后来，玄宗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才感到后悔了。所以梧桐秋雨，玄宗才生出了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这便是小说的收场。鲁迅先生的这一个腹案，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他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惜鲁迅先生近来事忙，终于到现在，还没有写成功。郁达夫这段文字，我除了改第一人称为第三人称，基本上是原汁原味的照录。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鲁迅先生对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个人皆熟知的爱情传奇，他并不全盘接受了无新意的旧说，而是相当敏锐而深刻地提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新视点和新发现，大不同于一般。所以郁达夫才高度赞扬说，鲁迅先生这小说若做出来，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

　　由小说推及诗歌和散文，当然也非具新视点和新发现不可，任何陈陈相因的写作，都只能是缺乏创造力的表现，不在我们崇奉的文学尺度之内。而对于如何获得写作的新视点和新发现，作为经验之谈，普鲁斯特是这么说的：“凡不是我们被迫用自己的努力去揭示与阐明的事物，凡是早已经解释明白的事物，都不属于我们的。只有我们从自身内部的黑暗之中取得的，而不为别人所知道的事物，才是真正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当艺术确切地改写生活时，一种诗意的气氛就笼罩着我们内心所企求的真理。这是一种美妙的神秘，其实也只不过是我们经历过的朦胧微明的阶段。”昆德拉则说得更直截了当：“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可谓振聋发聩。

　　“怎么写”的问题，还涉及语言层面上的要求。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就提出“惟陈言之务去”。他这话似乎很好理解，即，陈词滥调是写作的大敌，必须全力以赴把他它们铲除掉。但，当代西方理论家肖萨娜·费尔曼对此却另有说法。她在《文学之物》的论述中说：“文学之物恰好存在于一种无法认识自身的知识中，即一种无法说出它所知道的东西的知识。”不过，我抓住的是她说的“文学是（书写的）话语的身体”这句话。我并且认为，这表明在语言层面上话语的“怎么写”，也是一扇需要打开的门。与此同时，如果我不算太过于断章取义和过度解读的话，那么，费尔曼在对陈词滥调的研究中，发现有的作家竟然能使陈词滥调“生效”并造成某种“颠覆”的品质，就颇有意思。我的理解，她的所谓“生效”，当是指陈词滥调被激活出了新的话语蕴含；而所谓“颠覆”，则是指本文中旧秩序的坍塌和新规则的建构所产生的新的美学冲击波。细想之下，这倒也不无道理。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话语，都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即是其所是。所以，陈词滥调并非一概都是迂腐僵化的货色，只配放逐的命运。重要的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它们能否被安放到恰到好处的所在，并让它们足以最大限度地发光发热，从而彰显出话语特殊的生命异彩来；如此，则“生效”和“颠覆”，一切皆可能。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点铁成金的神奇，大概也就是这么回事。至此，似乎可不再饶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