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0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死难者遗属家祭活动中，夏淑琴给遇难者名单墙上亲人的名字添漆。

　　2009年5月1日，夏淑琴（右一）与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右二）在位于南京的拉贝故居留影（翻拍照片）。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写下《拉贝日记》记录南京大屠杀历史，夏淑琴的遭遇被记录在其中。

　　2012年12月16日，夏淑琴（右）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证言集会上发言。

　　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赢得伟大胜利。这一年，10多岁的夏淑琴和妹妹、舅舅一家拍下了一张合影。这本应是一张三代同堂的“全家福”，却只剩下寥寥数人。

　　如今，96岁的夏淑琴站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前，苍老的手指轻轻描画着亲人的名字。对亲人的无尽追思，在她的生命中延续了80余个春秋。1937年那个血色冬天，8岁的她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下失去7位至亲，自己也身中三刀。幸存后的每一天，她都活成了历史的见证者、真相的捍卫者、和平的守护者。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刚吃完早饭，淘好了午饭要用的米，突然听到沉重的皮靴声。一队日本兵敲开房门，直接射杀了开门的房东。她的父亲跪地恳求，仍被枪杀。随后，丧心病狂的日本兵轮奸并杀害了她的母亲和两个未成年的姐姐，又杀死了外公外婆，还将年仅1岁的小妹妹从桌下拖出摔死。

　　夏淑琴被外公藏在被子里，因惊吓大哭，被日本兵连刺三刀，昏死过去。醒来时，她满身是血，听见妹妹在哭喊“妈妈”。姐妹俩靠着炒米和锅巴，喝着水缸里的水，在亲人的尸体旁熬过了十多天。

　　这个原本9口的家庭，7人惨遭杀害，两个小女孩瞬间成为孤儿。侵华日军在南京城内，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展开近6周的烧杀淫掠，至少30万人遇难。后来，慈善机构“老人堂”的人救走了姐妹俩。夏淑琴的伤口已经化脓，老人们用烧着的棉花为她处理伤口。最终，她和妹妹被舅舅接走。

　　如今，夏淑琴仍能清晰指出身上的刀疤。她不惧向世人展示这些伤痕，也愿意一遍遍讲述这段惨痛经历。对她而言，这已不仅是“伤疤”，更是捍卫正义的“烙印”。

　　“我活一天，就要为30万遇难同胞讨一天公道！”1994年，她成为战后首位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在东京、大阪、广岛等地揭露日军罪行。然而，她震惊地发现，许多日本民众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无所知。

　　历史早已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钉在耻辱柱上，但日本右翼仍试图歪曲事实。

　　1998年，夏淑琴因揭露真相，遭到日本右翼作家的污蔑，被称作“假证人”。面对诽谤，她毅然拿起法律武器，从“受害者”变为“抗争者”——2000年，她在南京起诉日本作家名誉侵权，2006年胜诉。同年，她赴日起诉被告，历经四次庭审，最终于2009年在日本取得全面胜诉。近十年的诉讼以真相的胜利告终。

　　在与日本民众的接触中，夏淑琴也感受到了一些温暖。有日本学生跪地道歉，有律师无偿为她辩护，还有如松冈环这样的友好人士坚持调查真相。

　　然而，日本国内至今仍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声音，右翼势力不断玩弄文字游戏，试图粉饰罪行。

　　“80多年了，他们都不敢承认”，夏淑琴激动地说，“我不要求别的，只希望日本人来看看‘哭墙’，看看侵华日军杀了多少人。”说到最后，老人反复呢喃：“不能再打仗了，打仗死了太多人……”

　　从战争的苦难中走来，夏淑琴见证了国家的崛起。夏淑琴感叹，早些年出国，觉得外国什么都新鲜，现在别人有的我们也有了，我们的国家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如今，她的家中挂着一张拍摄于2016年的全家福，四代人其乐融融。这个曾经的战争孤儿，在和平年代开枝散叶、家和人兴。

　　历史的接力棒已传给下一代。2022年，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和曾外孙李玉瀚成为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现为初二学生的李玉瀚已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了多年志愿讲解员，他说：“我们应该承担起责任，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

　　夏淑琴用一生诠释了何谓“活着的历史”，这段记忆不会随风而逝——它已融入城市血脉，刻进民族基因，化作激励后人前行的精神火炬。

　　今天的南京城里，人们安居乐业，产业欣欣向荣。夏淑琴家中那张四世同堂的全家福，与当年残缺的合影形成鲜明对比。从战争孤儿到儿孙绕膝，她的人生轨迹恰如这个民族的复兴之路——在深重苦难中顽强重生，在和平年代里繁荣发展。

　　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我们看见一个古老文明最坚韧的模样。这或许就是历史给予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唯有不忘来时路，方能走好脚下路，坚定未来路。    新华社 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