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青

　　自号醉翁的欧阳修，在《醉翁亭记》这千古名篇中，说他自己是“饮少辄醉”。透露，他饮酒是只能饮一点点，饮了也不会带来深度的醉，更不会酩酊大醉，烂醉。所以，他的状态是清醒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而“山水之乐”，则“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即，酒在他只是外在形式的托付，并不会造成对于心的敏锐感觉的遮蔽。在这里，欧公似乎也有那么一点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藏而不露。

　　考醉翁的道德文章，确乎多为不醉者。《宋史》本传载：“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正好揭示了宋代前期文坛一味沿袭唐末五代柔靡浮艳的写作风气的事实。醉翁在《六一诗话》中则举了一例，说当时有九个写诗很出名的僧人，有人让他们在一起写的诗中不准出现“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的字眼，结果，“诸僧皆搁笔”。可见陈陈相因，创造性缺失，在当时诗坛并不限于俗，而亦及于僧。到了欧阳修，他的不醉使他痛感此风不可长，尤其对于“时人争效之”的西昆体，他的反对更是以对梅圣俞提出的“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的见解表示赞赏，来作为他的倡导之一。醉翁不醉的法眼，并不仅在于诗，而是所有体裁的写作，都被他置于同一审视的尺度之内。《石林诗话》载，欧阳修在他作为科举主考官时，即于“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宋史》本传则载，因欧阳修的打击力大，故当科考完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但，纵使发生了此种情况，科考的文风却“从是遂变”。可见，以革除弊端为己任的醉翁，他的不醉还表现在他的立场坚定和敢于担当。《何氏语林》则载，欧阳修在初看到苏东坡和他的父亲苏洵及其弟苏辙的“所著书”时，竟大喜过望，说：“后来文章当在此。”而三苏以苏轼为代表，他的文章无不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诚如他自己所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与醉翁不醉的文风理想，恰好渊然相契。因此《韵语阳修》载，欧公甚至于对梅圣俞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显示了欧公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大局和趋势中，他的远非一般人可及的宽阔的胸怀。

　　作为一代文宗的欧阳修，苏东坡说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可谓是对欧公道德文章的总体性概括，同时也是醉翁生平不醉的精神品格的画像。欧公掀起的“古文运动”，对于韩愈在唐代发动的古文运动来说，或许就像接力棒的传递一样，也是以尊道和反骈重散为主旨，而不遗余力，而赫然其功。所以在当时，欧公被广称为“今之韩愈也”。陆贽则是唐代名臣。《新唐书》称他“言事无所回讳”和“事有可否必言之”。所以，不以个人进退得失为虑，敢于直谏，是陆贽的个性特质。醉翁在道德上的不醉，乃亦类此。据《宋史》本传载：“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醉翁传世名篇《与高司谏书》，便是醉翁与陆贽如出一辙的论事高格的见证。当时是，范仲淹以直言得罪了权相吕夷简而遭贬，朝廷中多有为范仲淹抱不平者，而高若讷职居谏官，却依附权相，不问是非曲直，认为范仲淹是活该。欧阳修于是给高若讷写了此信，斥责道，“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真是义正词严，愤慨溢于言表，一针见血，毫不留情！

　　所谓“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可能都是就醉翁的写作特点和写作成就给出的评价。司马迁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用的是达到了高峰的散文文体，而欧阳修与宋祁合修的《新唐书》，也是风采可喜的散文文体，所以苏东坡称欧公“记事似司马迁”，是允当的。欧公的诗，像“高河泻长空，势落九州外”“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这些意象读起来，几近李白的浪漫豪放，也殊可感。当然，最最根本的，应该还是《宋史》本传所载，欧阳修“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故而足以自成一大家！

　　文以人传。表明，文学作品的永恒性的生命，与作者的正能量的品格高度，是密切相关的。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说：“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可视为是他对自己品格所下的一个注脚。所以醉翁不醉。而“以风节自持”（《宋史》本传语）的欧阳修，也因此注定了他的诗赋是为后世所仰望的星座，将永远璀璨在中国文学史的银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