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青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韩愈以刑部侍郎谏佛骨，遭贬潮州刺史。来潮道路迢递，艰阻重重，韩愈内心不免绝望和恐惧，他对赶来同行的侄孙韩湘有诗云：“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绝望和恐惧的原因，大约在于韩愈贬潮州刺史前已有过贬阳山令的经历，并对阳山有“乃天下之穷处也”的切身体会。因此，当又一次遭贬来岭南，韩愈以潮州比阳山距离京城更远，自然不可能把潮州想象得好一点。

　　历史已然带走了唐代潮州太多现在无法具体知晓的人和事。但不难猜测，那时的潮州，近海的气候和饮食习惯，可能都不是韩愈很适应的。所以到潮州后，韩愈在给皇帝的谢表中，潮州是被他描述为一个“远恶”的地方，并且陈情说，“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应该说，身体不好，在韩愈是事实。可他把潮州状写得极为“远恶”，则在文词上可能有所夸张，因为在《请置乡校牒文》中，韩愈说“今此州户万有余”，足以表明，当时潮州人烟之盛远非“远恶”二字可以一言以蔽之。究其本意，韩愈无非是为了乞怜皇上开恩，让他早日重返朝廷。他果然达到了目的的一半，八个月后，韩愈便得以内移，改袁州刺史，可能心情不错地离开了潮州。

　　《新唐书》本传载，韩愈“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苏轼则说他“忠犯人主之怒”。从韩愈先后两次遭贬，恰好印证了他确是如此者。然而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韩愈在贬官任上却从不因不得志而不作为，而是所到之处皆恪尽职守，力施善政，为民做好事和办实事。贬阳山时，史载，韩愈就因“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此虽未知其详，但相信史籍所载必有所据。由贬潮州而移袁州，韩愈至袁州后，则对“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的陋俗予以革除，并“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韩愈在袁州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维权工作。至于贬潮期间，韩愈不遗余力兴办州学，助推了潮人学风，潮人自此教化长盛不衰，则可谓幸甚至哉！而为民除害的祭鳄鱼，则也是韩愈冶潮的显著政绩，历来为史籍所载。不过韩愈的祭鳄鱼，到底实质上是怎么一回事，却是我在涉猎一些史料之后，心中生出的疑团，觉得，此事可能还有现实层面的东西未被触及或挖掘出来，简言之，即尚被遮蔽。因此，韩愈的祭鳄鱼，似仍有待于潮学的专家和学者进一步探讨。

　　《新唐书》本传对韩愈的祭鳄鱼，是这样记载的：“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一纸祭文被神话化成了超验的故事，可疑不证自明。《宣室志》的记载则云：“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鳄鱼，长者百尺，每一怒，则湫水腾溢，林岭如震……为所害者，莫可胜计……（韩愈）即命庭掾以牢礼陈于湫之傍，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是夕，郡西有暴风雷，声震山郭，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这更是超验的神话化兼小说家的笔法了。故而苏轼在《韩文公庙碑》中对韩愈的祭鳄鱼，仅用”约束鲛鳄如驱羊“七个字来表述，既不在神话化上添油加醋，又不否认其威慑力，从而给理性的判断留下了模糊的空间，大约堪称是最高明的惜墨如金了。但也因此，韩愈的祭鳄鱼，史籍上言之凿凿的威慑效果，可信度也便成了一个值得商榷的问号。

　　且不说“自是潮无鳄鱼患”言过其实和夸大其词，因为宋真宗咸平二年（999），与韩愈相隔181年后陈尧佐主政潮州时，仍有鳄鱼食人的事件发生，可见当时鳄鱼在潮尚未绝迹。陈尧佐的《戮鳄鱼文》，相当生动地记述了其命人用巨网捕得鳄鱼，然后从溪中以“凡百夫曳之以出，缄其吻，械其足”，并最终“诛其首而烹之”。所以韩愈的祭鳄鱼，庶几可谓是务虚的，而陈尧佐才是真正将戮鳄鱼的事功落到了实处。故所谓“自是潮无鳄鱼患”，或始于陈而非始于韩。当然，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可以说，古代历史在逐渐向现代社会位移的过程，许多人和事的神话化色彩也逐渐地被冲淡和剥落，还了本来面目。

　　毫无疑问的是，以韩愈的高级智商，如果以为他居然会相信凭借自己的一纸祭文，便能令作恶的鳄鱼骇惧遁去，那将是莫大的笑话。因为这确实太违悖常理和常识了。何况韩愈的谏佛骨，早已证明尊道的他压根就不相信怪力乱神那一套。所以韩愈的祭鳄鱼，不可能是为了祭鳄鱼而祭鳄鱼，他必有现实层面的考量和必需，并且为此而着意写成一篇可以传播遐迩的文章，则更多的是为了他的借题发挥。

　　《新唐书》本传载：“初，愈至潮，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或可质疑，若畜类活动于恶溪水边而为鳄鱼所食，不无道理，但所谓产者，财产也，鳄鱼乃至于连民之财产亦食且尽，则绝无可能。故食民之财产者，必是人而非鳄鱼，殆无疑。我读韩愈《祭鳄鱼文》，就觉得，文中的许多用语和语气，乍看起来像是针对鳄鱼，而真正意指的对象显然是人。如斥责肇造祸端的鳄鱼”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拒争为长雄“；又如，韩愈近乎自我宣誓地说，”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晛睍，为吏民羞，以偷活于此也“，等等。这些话均以对鳄鱼而发为外包装，而内里影射和暗示的，分明是人。那么，被视等同于鳄鱼的人是什么人呢，我以为，就是地方上经常欺凌和鱼肉百姓的豪强和恶势力。愈至，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威势在必行，因此对豪强和恶势力给予严厉的儆戒，以期靖境安民，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韩愈以祭鳄鱼为名并作《祭鳄鱼文》，此举无异于是向豪强和恶势力发布了一个坚定明确的官方通告。并且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达成了有效的约束。因此，这应该也是韩愈治潮而”有爱在民“的善政体现。而懂得感恩的潮人，念念不忘，以山姓韩而为韩山，江姓韩而为韩江，来作为对韩愈与天地共存的报答和纪念，乃是最高形式的景仰。所以对于《祭鳄鱼文》来说，似乎也只有基于这样的读解，才能在更大意义上去接近韩愈在潮人心中建立起来的千秋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