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的诱惑：中国早期戏剧的生产与复制：1300   2000》

［美］夏 颂 著

李安光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10月

　　□禾 刀

　　1755年，经法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伏尔泰改编自著名元杂剧《赵氏孤儿》的《中国孤儿》在巴黎正式演出后大获成功。那段时期，不仅法国，改编中国元杂剧的作品在英国、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城市演出后，纷纷掀起中国戏剧热。

　　在素以研究自元代以降中国白话文学（特别是戏剧）而著称的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与中国研究所主任、《戏剧的诱惑：中国早期戏剧的生产与复制：1300-2000》一书作者夏颂看来，“早在北宋（960-1127）和早于蒙古统治中国北方的女真金代（1115-1234），杂剧就已经在中国北方广泛演出了。随着1279年元朝的建立，中国南北方重新统一，杂剧的表演也传到了中国南方”。本书中，夏颂追溯了过去五百多年间文人学士、编辑者、出版商以及翻译者给予一些元杂剧著名文本以重大影响的历史进程，从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视域考察元杂剧在元明清三代不断被改写、重构的历史（版本）演变研究，详尽地探讨了在后期历史发展的流动语境中元杂剧文本的改写、再生产等问题。

　　虽然早期杂剧为各阶层喜闻乐见，但始终难登大雅之堂。有明一代，文学家、戏曲作家李开先收藏元杂剧千余种，审订了十六种元杂剧，定名为《改定元贤传奇》，遗憾的是此书能够流传至今的仅余七种。《改定元贤传奇》的重要价值不仅仅在于是首部文人刊本，还在于作者试图“利用早期的散曲和戏剧来设想取代官方文学文化的社会文化选择”。当杂剧成功跻身宫廷官场，获得合法身份，上行下效，元杂剧发展迎来爆发期乃顺理成章。

　　就对元杂剧与唐诗宋词的关系，夏颂作了一个有趣的对比。“晚明和后明的批评家如李开先、王骥德、孟称舜等，也曾将元代剧作家比作唐诗人，其观点往往是淡化戏剧元素，而倾向于诗歌的韵律和风格”。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也作过类似比较，不过，他“通过将元代剧作家与唐代诗人相比较，加强了杂剧的文学性”，并将“戏剧纳入了‘国学’的新兴领域”，借此“重新凸显了戏曲在国际框架下的文学性”。唐诗宋词的历史地位自然不容置疑，更何况元杂剧在韵律方面确有借鉴。借唐诗宋词，可以抬高元杂剧的文学地位。而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文人已经具有一定的世界观，对国外特别是欧洲的戏剧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的评价既能溯古，又能在世界大局中找准国别民族文化定位。也正是有了王国维这样的独特视角，所以夏颂认为，“戏剧的现代形成非但不是现代化的障碍，反而为现代化提供了动力”。

　　元杂剧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社会道德的质疑乃至斥责。当一些人试图给《西厢记》贴上“淫秽”的标签时，王骥德“通过刻意的文字古语、令人敬畏的文献学术手段以及高水准的视觉和文本表现”，大大拔高了该剧“承古”的文化含金量。而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改造更是居功至伟——他大胆摒弃了《西厢记》第五本，将这部原本大团圆的结局，变成了更能震撼人心的古典悲剧，大大提升了该剧的审美价值。

　　夏颂认为，“晚明及后期的文人选修、整理和出版了早期戏剧及相关文本，将‘旧剧’的谱系与‘正宗文学’的可能结合起来。通过这样一种静静的干预主义、创造性地挪用改写过程，文人将自己重新塑造成复制再生性作家”。这种传承过程中的干预与再创作，往往赋予了元杂剧以时代性特色，更可能为所在时代的观众所接受。

　　从这层意义上讲，毕生创作了六十三部杂剧，有着元代杂剧奠基人之称的关汉卿，流传至今的那些作品未必就一定是他初创时的原貌。一言以蔽之，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关汉卿，很可能不是历史上的那个关汉卿。当然，文化本就是一条融汇集体智慧的泱泱大河，正因为一路有无数文化河流的加入，才可能汇聚为奔腾向前的文化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