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 8 月，一封跨洋从印度尼西亚寄往揭阳县曲溪旧路篦的侨批，赫然标注着 “附国币伍亿元” 的汇款金额。可即便如此惊人的数字，在当时的汕头市场，竟连一斗大米都买不到。

　　据杨荫溥所著《民国财政史》记载，以 1937 年 6 月为基准，至 1948 年 8 月，法币贬值已达 400 万倍之巨，物价更是飞涨近 500 万倍。从 1945 年 12 月 17 日《光明日报》所载汕头市场大米零售价：上庄白米每斤 38 元、中庄白米每斤 37 元、次庄白米每斤 35 元，到 1948 年 2 月 20 日该报显示白米每斤 75 万元，仅两年多时间，汕头市场的大米零售价便蹿升约 2 万倍。国币贬值速度之快，物价上涨幅度之大，令人咋舌。

　　□记者 蔡幼芳  通讯员 许玉璇

　　侨批批银 “剧增” 背后的无奈

1948 年 8 月，印尼华侨吴道善寄往揭阳县曲溪旧路篦的侨批款高达“国币伍亿元”。

1947 年 7 月 23 日，新加坡华侨谢绍合寄给潮安县江东区谢度乡母亲的侨批，批款为 “国币叁拾肆万元”，而相隔 11 个月后的 1948 年 6 月 10 日，他所寄的侨批，批款已经是 “国币贰仟万元”，批款数额竟增加近 60 倍。

　　侨批研究学者沈建华在梳理马来亚槟城华侨丘镇木 1947 年至 1948 年寄给其母亲的侨批时发现，不足二年，丘镇木所寄批银一次次呈现 “剧增” 之势。

　　1947 年 8 月 14 日，丘镇木寄给母亲 20 万元国币；一个多月后的 9 月 18 日，汇款金额增至 30 万元国币；到了 11 月，侨批款已高达 100 万元国币；而到了 1948 年 6 月 20 日，竟高达 1000 万元国币。沈建华指出，丘镇木在南洋种植橡胶，仅能艰难度日，并非暴发户。不足二年间，侨批款 “增长” 50 倍，不过是币值暴跌的直观映射。

　　另据《潮汕侨批业研究》（曾旭波 著）记载，新加坡华侨谢绍合于 1947 年 7 月 23 日寄给潮安县江东区谢度乡母亲的侨批，批款为 “国币叁拾肆万元”，而相隔 11 个月后的 1948 年 6 月 10 日，他所寄的侨批，批款已是 “国币贰仟万元”，批款数额竟增加近 60 倍。而这 “贰仟万元”，即便是以同年 1 月汕头市场的大米零售价计算，也仅仅能买不足 27 斤大米。

　　“衫袋净纸字，籴无粒米鼻；纸字担到筐，籴米无一  ；纸字冷光光，专门印人擦尻仓。”这首当时流行的民谣，正是纸币贬值、百姓生活陷入极大困境的真实写照。

　　侨批里的精打细算与生存智慧

1948 年12月1日，新加坡华侨杨木良在寄给汕头市新马路妻子的批信中一再叮咛：“银到之日，要购作家中食粮及必需品，方免受币值贬价之影响也。”

1949年元月17日，新加坡华侨吴坤丰在寄给潮安银湖村妻子的批信中写道：“刻下唐中（物价）如何，回音来知。信项到切欲买物为先，勿误。”

　　国币迅速贬值，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海外华侨也为此忧心忡忡。他们在寄送侨批的同时，凭借自身阅历和生活经验，指导家人规避货币贬值风险。

　　新加坡华侨郑续举于 1946 年农历二月初七给母亲寄去 800 万元国币，并在批信中嘱咐母亲：“余者往买两三片豆饼，以备晚冬施田之用，是为至要。现今国币惨跌，闻政府将改用硬币，但不知在于何时之至，即往购实物，勿存国币，或恐成为废纸，此为至要。” 他深知国币暴跌风险，贴心为家乡母亲谋划，嘱其提前购置冬季施肥用的豆饼。

　　1947 年华侨作深在给母亲的批信中写道：“日常必要用之一切祈要购买足用，因刻时国币日见细个（币值越来越小），存货更宜存币。”叮嘱母亲收到批银后要马上把日常生活必需品都买起来，不要存钱，而是要存足实物。

　　1948 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新加坡华侨杨木良在寄给汕头市新马路妻子的批信中写道：“刻余每月所得薪金，皆尽量寄作家费，身边并无分文存积，对于家中各费，切欲从俭料理。”他一再叮咛妻子：“银到之日，要购作家中食粮及必需品，方免受币值贬价之影响也。”

　　1949年元月17日，新加坡华侨吴坤丰在寄给潮安银湖村妻子的批信中写道：“刻下唐中（物价）如何，回音来知。信项到切欲买物为先，勿误。”吴坤丰不仅在询问物价，更在指导妻子收到钱后，立即购买物品，不要耽误，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通过“勿误”的强调，反映出他对家庭生计的深切担忧。

　　币制改革牵动海外游子心

1949年3月8日，印尼华侨徐荣坤寄给揭阳黄岐岗梅北埔田乡的儿子徐良汉的批信中写道：“兹再寄上金圆券叁万元，至日查收，收妥之后亦需速购物质为要。”另外，批信中还提到蔗糖收成后，如果卖出，必须要有相对应的田地可以对换购买，“否则仍须保存蔗糖，以免物质遭受无形之损失也。”

　　侨胞们之所以能帮助家乡亲人针对货币贬值情况及时作出判断和正确指导，正是因为他们对家乡的关切之心。他们一方面通过家人了解家乡实际情况，一方面时刻关注着媒体对国内形势的报道，相对于家乡没有什么文化的亲人，他们凭着自己的见识和生活经验，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来得更加准确。

　　一封写于1948年的侨批，写批人就向家人介绍了民国政府颁布全国改革币制的消息，并以极为关切的语气，向家人了解家乡的实际情况。“十余日前，闻内地国币暴跌之影响，百物价格日见飞涨，尤以米价为甚，国内人民生机将何以堪？所幸政府于本月16日（公历8月20日）突然颁布全国改革币制，由23号兑换，每元换国币300万元。至于对外汇率，每元当美国银2.5角，再当港纸四元（即港币一元当新币2.5角）。闻近日汕头市民对于政府此次突然改革币制极表兴奋，尤以中下阶层市民更为喜悦，惟未知内地情形若何？物价想经逐渐安定否？每斗万世保米须新币若干元否？每元可买几把柴否？请略示知为盼。”

　　据侨批研究学者介绍，批信中说到的“全国改革币制”，指的就是1948年8月，当时民国政府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国币。1金圆券兑换300万元国币，在当时对正饱受货币贬值之苦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则重大喜讯。批信中急切询问了币制改革是否能让家乡的物价逐渐安定，特别是米和柴这些最关乎日常的必需品价格情况。

　　事实上，金圆券的发行并没有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民国政府继续滥发金圆券，造成更为恶性的通货膨胀，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损失，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揭阳市收藏家吴旭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一封民国三十八年（1949）从印尼寄往揭阳黄岐岗梅北埔田乡的侨批，这是作为父亲的徐荣坤寄给埔田儿子徐良汉的侨批。批信日期是1949年二月初九日（公历3月8日），背面有二月二十七日接（收到）字样，这时候正是金圆券最动荡时期。徐荣坤担心货币贬值损失，在批信中特别嘱咐儿子：“兹再寄上金圆券叁万元，至日查收，收妥之后亦需速购物质为要。”此外，批信中还提到蔗糖收成后，如果要卖出，须要有相对应的田地可以购买，“否则仍须保存蔗糖，以免物质遭受无形之损失也。”批信对货币贬值的焦虑、紧张心情跃然纸上！

　　在《侨批例话》（沈建华 徐名文 著）中讲过一个故事，一位美国华侨想到中国投资，1948年底从美国汇100万美元到中国，折换成300万元金圆券存入银行。到了1949年初，他看到中国当时兵荒马乱，想换成美元汇回美国，按当时汇率，300万元金圆券仅换2.5美元！短短几个月，货币贬值速度之快创世界纪录，300万元金圆券几乎沦为废纸！

　　侨批研究专家曾旭波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华侨出洋打拼，为的是赚钱养家糊口。侨批不只是寄钱，也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的家书。既然是家书，总会拉家常，而除了拉家常，往往还会对批银进行分配。每次读批信，我们常常看到除了家用钱，零花钱的分配从祖辈、父母、兄弟乃至到姑姨舅妗，都由寄批者自己一一安排。当然，如何“精打细算”地花钱，他们也同样操心。

　　每一封侨批，都承载着华侨对家人深深的牵挂与浓浓的爱意，它们用爱与责任应对着时代的动荡与货币的疯狂贬值，这份情感，历经岁月沧桑，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