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铃铃

　　华老师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那个傍晚，他蹒跚地走回村口时，那伫立在树下的身影。

　　那年，他十一岁。他是家里的长子，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五个妹妹。那段每顿只能喝一碗稀如水的粥加番薯丝的日子，他直至如今六十多岁仍记忆犹新。华母为了让他能去上学，每天都会在自己的分量里省下二十粒米。积攒了两三年，终于有了一袋子米。于是，他背着这袋杂米作为学费，翻越山岭去上学。可谁承想，麻袋被老鼠咬了一个小洞，几粒米从缺口处迸溅出来。他向前用手抓住那两三粒米，一个踉跄滚进了山野沟里。脚已严重扭伤，可他不愿意上学第一天就迟到，于是拖着受伤的腿挪到了学校。

　　那天，他回到村口时，残月高悬，华母已在树下等候许久。见到儿子，她又悲又喜，一下子跪坐在地上。

　　大学毕业后，他又回到了小镇里，在村口绿树下，伫立的还是那道身影。

　　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本可以借此留在城市里，但他仍选择服从分配回县城当了一名当时工薪颇低的中学教师。因为，华母在他毕业那年去庙里求了签，签是下下签，说是那一年不能离开家乡，不然便有血光之灾。他其实并不相信这些，但是一想到华母的茶饭不思，还是顺从地回了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教师工资微薄得可怜，在市集上，因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连商贩都对他们嗤之以鼻。后来，在二十世纪初经商风潮的席卷下，他也“下海”了。他去了很多地方，有时满怀期待，有时野心勃勃，但终究是外乡人。儿女读书都需要高额的赞助费，铺租连连上涨，股票接连亏损，终于，他撑不住，不得不携着全家回了家乡小镇。

　　再次回到乡里，那是盛夏，天空干净得一尘不染。那道身影，如执着的钉子般，仍伫立于蒙络摇缀的老树下。

　　本以为一家人，就此安安遂遂地度过，没想到两年前的一个冬日，意外发生了。华母一不小心踩到了地面的积水，滑倒时头磕到椅子上。从医院回来后，她虽然行动如常，却六亲不认，医生诊断，这是阿尔茨海默病。她会忘记所有事情，但会保留最本能的、最深沉的记忆。他带着华母辗转各大医院，高额的医药费让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好在儿女有出息，学习根本不用操心。他愧疚的是，因为手头拮据，一家人如水中浮萍，居无定所，四处租住常常搬迁。

　　然而，华母的状况并没有好转，反而越发严重了。华母拗着要出门，一个人乘车去到不知名的地方。最远的一次，华母深夜出门，乘着大巴到火车站，一路北上到达寒冬的辽宁。那时，火车上的列车员看到身着单薄的老人，瑟瑟发抖地蜷缩着，便上前询问情况。好在他早就在华母所有衣服最醒目的地方缝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列车员才最终联系到了他。于是连夜从南方辗转到北方，来到华母面前，他眼角缀着泪，嘴角却是笑。就像每一次他回到村口的树下，每一次的狼藉和疲惫，华母都看在眼里，她也只是含着笑，说：“回来了就好。”

　　而这一次，是华母第六次出走了，华老师在心里数道。

　　北方已经洋洋洒洒落起了雪粒子，但南方却仍有几天“秋老虎”的日子。毫无遮掩的天空豁出一个淡红的口子，从里面泻出滚烫的金流，落到华老师身上时，虽然不再滚烫，但也让他感到难耐。他不禁想起了榕树底下的绿荫。

　　旁边一块暗红的横牌上写着“方记售票处”几个大字。这里是小城不多的几处大巴搭车点。来客如潮水，从四面八方汇集，转瞬间，又泼散到各地。从早上等到深夜，最后一班夜车也开走了，他才一瘸一拐地往小巷深处的家里走去。

　　等到他找回华母，已是两天后。秋天的凉风携落叶四处飘荡，如沙粒般蹂进了眼眶里。他轻轻搀扶华母的手臂，让她稍微心安。他想，华母好几次都在这树下等候他，或许这里能唤起她些许回忆。可华母还是挣扎着站了起来，蹒跚地往前走。他赶紧跟上去，却听见她喃喃自语，儿子丢了，她要去找回儿子。

　　如一道闪电般刺进他心里，他猛然忆起，十二岁时他确实走丢过一次。那次，他偷吃了家里准备熬粥的半个番薯，因为怕被父亲发现，就乘着牛车来到海岸。那时海岸边有不少红树林，联袂成一片，倒映在盈盈的海水里。他在红树林中迷了路。华母流着泪，一路询问村人，摸到了红树林里，大声嘶喊才终于找到了他。

　　原来，这就是她的记忆深处。秋天的风猎猎，击打着他的脸庞。霎时间，排山倒海似的暖流，深绿色的，淡蓝色的，滚滚而来；霎时间，耳边满是簌簌悲鸣的落叶声、风声以及华母穿透林间撕心裂肺的呼喊声……

　　若能，请再给他时光，换他化作风，把这一树落叶守候成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