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羽

　　近来，人工智能在文史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屡屡引人关注。从识读古文字到标点古籍，从拼合破碎文物到解析诗词，人工智能虽然尚未“大显身手”，但已经“牛刀小试”，为文史研究带来许多新的可能。

　　在信息存储、信息处理方面，人工智能具有显著优势，这将有助于提升文史研究的效率。拿二十四史来说，卷帙浩繁，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者，每天读一卷，也需要近十年才能读完。因此，二十四史虽是基础书，但罕有学者将其通读。就算花了许多时间通读下来，接踵而至的问题是：4000万字中有多少内容能够留存在头脑中？就算全都记住了，能否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从最初摘抄卡片，到后来借助典籍数据库，文史学界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些难题。未来，人工智能如果能够穷尽古今中外所有已知文献，并且具备使用一些理论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产出的学术成果必然是值得期待的。

　　清人戴震说，治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以此标准来衡量进入文史研究领域的人工智能，可以搜罗众多相关文献，可谓“淹博”，又能够以某种逻辑方式将这些文献串联起来，得出一个结论，甚至敷衍成文，较之于传统的典籍数据库，其在“识断”“精审”上更进一步。但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尚无法取代人类自己的阅读与思考。

　　道理很简单，人工智能的“淹博”，并不等同于学者的“淹博”。在典籍数据库还不甚普及的年代，有位老先生审读学生交来的文章，乍一看，其中引用的历代文献巨细无遗，不禁赞叹学生用功之深，可仔细一看才发现，材料虽多，却抓不住重点，仅仅是罗列而已。其实，那些文献是靠数据库检索得来的，孰轻孰重、孰是孰非，学生心中并没有准确的判断。

　　一流学者的“识断”“精审”，是人工智能尚无法企及的。在读纸书的那个年代，史学家陈寅恪学问渊博，但他并不矜奇炫博，而是很善于从常见文献中洞察历史发展的脉络，许多著述“其所征引，不出习见之书”，为人叹服。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研究许多时候并没有“标准答案”，无论是史家的褒贬、哲人的智慧，还是文学家的情感、书画家的笔触，都需要研究者真正读进去，才能“同情”“共鸣”。每个研究者的“识断”或许不同，但这正是人文学术的活力所在。

　　无论如何，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文史研究带来了许多便利，也极有可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如“流水线”般生产出来的文章，虽然下了一番资料整理的功夫，但如果人工智能也可以写出类似的文章，其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脱颖而出的，将是那些具有思想活力、创新价值、时代特色的论题，而这仍然离不开基本的文史功底，离不开“淹博”“识断”“精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