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东屋：一个村庄的百年微澜》
郑嘉励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禾 刀

　　“临终前，外婆的床头有几个橘子。我跑去拿橘子，她竟然拒绝了我，她说，这一次她想留给自己吃。然而第二天，她就走了，这几个橘子，终于不曾吃完”。郑嘉励的文笔温润细腻到令人窒息。

　　这是一部饱含家族记忆的纪实著作。本书不只是郑嘉励个人的“家族志”“村庄志”，更像是从农村出走的同龄人的共同记忆。这个原本与“洛阳铲”打交道的考古学家，这次将探寻历史的手铲转向自身血脉的源头——浙江玉环楚门的朝东屋自然村。

　　朝东屋村临海，可耕地少，收成低，导致一种由海拔构成的梯级现象：海边的不如山里的，山里的不如那些平原地带的。这种差别折射到生活中，便是一条层次分明的鄙视链。很不幸，朝东屋位于这条鄙视链的末端，而父亲更像是这个末端中的末端。父亲从代课教师下岗后，在种田的乡亲面前更显低人一等。当了农民后，父亲先前教书的那些“优点反而成了缺点”，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母亲常常数落父亲的懦弱与无能，甚至连看报的习惯也成为她抱怨的导火索。

　　郑嘉励笔下的父亲，有一个认识进阶的过程。一开始，父亲的形象并不高大，反倒如同母亲眼中的懦弱。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郑嘉励渐渐发现，默默无闻的父亲有更多侧面。改革开放后，父亲没有像别人那样开作坊办工厂搞经商，而是支个小摊，赚点小钱。父亲坚信读书是子女们的最大出路，默默支持。后来父亲患上肝病，吃饭时，主动不与大家同桌，刻意专用碗筷。当偶尔得知有人因肝病去世时，“闷闷不乐，好像别人致命的肝病会传染给他似的”。

　　多年后，郑嘉励猛一回首发现，曾经试图挣脱父亲的影响，其基因早已深深镌刻在自己的骨髓里，反倒越来越像父亲。当同事们纷纷把握投资房地产的风口时，自己却瞻前顾后。郑嘉励自嘲道，“我的底色是个农民”。

　　写到父亲，自然绕不开母亲。郑嘉励认为，母亲并非天生一副强势人格。母亲从小经历了姥爷的出走，再也未能“受到命运的眷顾”。在外婆独自拉扯下，母亲“一点点丢失少女的天真，成长为务实而又缺乏安全感的女人”。然而，父亲软弱的性格不足以为母亲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天空。

　　在剖析亲情时，郑嘉励没有千篇一律地盛赞血浓于水，而是正面直击矛盾痛点，亲情间的嫌隙与龃龉，在他的“铲刀”下一览无余。一生不顾家的大伯四个子女都没有读书，老后只能躲在寺庙里消磨余生。一个从小缺少关爱的人，终不愿意将自己的爱施予子女。父亲曾被侄儿批斗，这成了他后半辈子的噩梦，直到死前还难以放下这段恐怖经历。宅基地纠纷越来越成为乡村矛盾的焦点，郑家终没能例外。多年后与小姑妈的宅基地纠纷，将亲情涂抹上一层沉重的阴霾。

　　郑嘉励成长的岁月，正是城乡二元户籍政策深刻变革的年代。当年农村娃读书，很大一部分原因源自对商品粮的强烈渴盼。郑嘉励进入大学第一次拿到梦寐以求的粮票时没法不深感欣慰，自己终于也是吃粮票的人了。然而，改革的步伐超出了想象，还没等他捂热手中的票根，配额制度取消，心里一下子空落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说是乡下人，乡下没田地。说是城里人，手里没粮票”。

　　寻找心灵的归属与安放之地，是每一个从家乡出走者的宿命。繁华都市与田园牧歌形成的强烈反差，常常令游子们在挣脱与归属间反复彷徨，郑嘉励亦不能例外。透过历史的窗棂望去，无论是大集体，还是分田到户，再到后来乡镇经济的兴起，朝东屋村的人物命运与时代大潮始终紧紧相连，裹挟向前。时代赋予这个乡村的使命，与乡村的世俗缠绕交融，亲情间的嫌隙在历史的熔炉里反复锤炼，化为缕缕云烟。生活就是这样，时代会赋予每一个生命个体独有的内涵，让这个社会呈现出更为斑斓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