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
杨 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

□禾 刀

　　本书所指之“市”，介于镇与村之间的小集。这些小集彰显了一定的商业流通特色，常常聚集形成体量较大的“主姓”家族。作者杨茜梳理这些新兴“市镇”的发展历程后得出，“主姓”家族从平民百姓实现“士绅化”的主要路径有三：一是或“借助宋元以来积累下的家业”或“通过入明之后的土地开发积累财富”，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出人头地；二是通过取得功名，实现扬名立万；三是通过在官府委任的基层职务，比如粮长，从而获得经济利益，做大做强。

　　三条路径之中，功名堪称“硬通货”。明隆庆五年（1571），嘉善北部沉香湖畔的丁宾中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后累加至太子太保（正一品）。“丁宾的入仕带动家族兴盛”。不过，以今天的视角审视，丁宾的入仕多少带有某些灰色成分。在经历大儿子丁寅“两次乡试不中”后，丁父剑走偏锋，“把两个儿子送进北京的国子监读书”。自宣德朝以降，因江浙一带极度推崇科考功名，加之经济基础较好，要想在千军万马中挤过科举的独木桥，概率低得让人望而生畏。进入国子监读书，“可以在顺天参加乡试，进而能争取更大的科考胜算”。在今天看来，这是活脱脱的高考移民。丁宾的成功具有示范意义。当地人陆氏亦曾照猫画虎，“利用投赀入监的方式，参加顺天府乡试”。而陆氏则想方设法“转换籍贯，入籍顺天府”，以便“后代子孙都能有参加顺天乡试的资格”。

　　科举之路越是艰难曲折，越是表明功名在江南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召唤力。“紫隄候氏通过‘一门三进士’的科举荣耀，从一普通贫寒之家，迅速崛起为当地最大的门第望族”。功名虽可显著提升地位， 可一旦失去功名护祐，“主姓”家族在面临其他挑战时，极易陷入被动局面。紫隄村的沈氏嘉靖朝后因“再无贡生以上的成就，生员亦极少”，因而“逐渐失去了紫隄村大族的地位”。后遭家仆“沈添等人变乱”“家产遭哄抢”。

　　除了功名，其他“主姓”家族则各显神通。像紫隄的沈氏善经营棉布和蓝靛贸易，至嘉靖年，已成为“紫隄近村第一著姓”。海门的归雷以抗倭义举闻名，在此前的“嘉靖十六年（1537），县城西面虞山脚下尚湖岸边的一片低洼水田被归雷占有”。

　　相比之下，一些因担任基层职务如粮长者，其发展壮大自带“灰色”。紫隄的秦氏是明代前期非常典型的粮长大户。杨茜指出，粮长“身份位置相当优越，地主大户多以得充粮长为荣”。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粮长看重的往往是“借职务之便，征解过程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盛极必衰，“主姓”家族亦难逃这一历史周期律。在杨茜看来，“主姓”家族的衰落原因各异。士绅化的乡绅有时会遭到其他家族的强力竞争与挑战。天启年间，长泾的夏氏在与在顾家的争斗中败北而不得不搬离。先富家族遭遇后来者的挑战，此乃“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

　　相较而言，体制性衰落才是压垮“主姓”家族的稻草。杨茜指出，“明初设置的赋役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逐渐变形，赋役沉重、签派不均成为基层社会中的一大弊病”，那些曾经实力强大的“主姓”家族包括嘉善丁氏亦因难堪徭役之重而走向衰败，除非家族中持续有人入仕。“从长泾夏氏历代传主的资料来看，家族的衰落，最直接的原因，是被迫承担嘉靖、隆庆年间府、县的库子、斗级和筑城的徭役”。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粮长，自正德之后，“随着官绅优免的扩大、民户的逃亡，作为税粮征收基础的里甲制度逐渐解体，田赋征解愈加困难，大量的亏欠都责纳到粮长头上”，当“赠累日增”，终不堪重负。倘遇“有无赖者借机强索而发财，老实的粮长唯有卖产补纳”。

　　总而言之，江南“主姓”家族在建构晚明基层社会秩序中扮演了极其重要角色，但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们又往往难以挣脱历史潮流强加给他们的动荡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