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流年》

　　王哲珠 著

　　花城出版社

　　2020年9月

　　□黄少青

　　当一个作家有意识地在哲学的边界徘徊，并且试图通过自己的叙事去把某些哲学问题轻轻触碰，其建构的语言世界在与哲学互相照亮的同时，必将弥散着现实气息又荡漾着多姿的艺术涟漪。正是在这意义上王哲珠的长篇小说《姐姐的流年》值得作一点探析。

　　整体而言，《姐姐的流年》在其内部系由六个可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它们分别是《满身绽放》《姐姐的流年》《神灯》《暗光》《绕枝三匝》《往事的可能性》。或许可以说，串起了六个独立成篇的故事的完整性的关键词，是身体和日子。书中以姐姐为主人公中心的诸多人物，他们各不相同的生活形态和命运，在如布鲁克斯所说的“延慢的时刻：悬念，回顾，以及无常的（欲望的）颠倒错乱”（《身体活》）的叙事中，成了对于身体和日子的追问。时间背景的处理往往比较含混，线条简约，恰好为叙事的自由腾挪提供了空间，娴熟而多维的视角转换，则使小说的实验性显露无遗，游走于真幻之间的确切性，扑朔迷离。尤其是姐姐是不是原来的女孩，“我”是不是原来夭折了的弟弟，成了最大的困惑。随着叙事的延展，恍恍惚惚间，始让人觉得，困惑似乎就是可不怀疑的真。原因在于，如果小说被定义为谎言并无不可的话，那么在谎言世界中，人物的死而复生，由阴返阳，便具有可以理解的魔幻描写的合法性。此外，守庙人讲的神灯故事，以及守庙人向太空发射信号得到回应，也未尝非魔幻描写，只是后者可能还近于科幻。科幻和魔幻的描写正是以其多样的形式实现了与现实语境的真的叙事的缠绕，交织和映射。

　　哲学家常说，人的出生是纯属偶然地被抛入世，由不得自己。但当属己的身体已然成为具有个体意识的存在，这时候，生活，即日子是什么，日子的意义何在，便成了必须探访的问题。俗世固化了的日子形态，往往令人窒息，因而寻求超越的可能性，以镀亮日子，便注定了是每个执着于个体意识者不能不挑战的命运。书中的女人和姐姐，尽管她们的禀赋和行为方式不尽相同，但所彰显的，均是此种挑战的姿态和特质。寨子是俗世的象征。女人是与男人私奔被带到了寨子来的。女人有着美的身体。在男人眼里，她“长得像日光”。在女孩眼里，为生病的母亲擦身体时“像经过一段美妙的旅程”。女孩奇怪的是：为什么寨子里的人说母亲美，却不喜欢母亲的美？在这里，或许仍须借用布鲁克斯关于“身体是精神的物质支持”（同上）的立论，才能有所阐说。即，既然身体是精神的物质支持，那么由身体的美而具有精神的美，这在女人来说，便不可能纯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这并无二致的身体美和精神美，与俗世几乎缺乏可以沟通和融合的条件，因此寨子里的人不喜欢母亲的美，表明他们与这种美是绝缘的。母亲清楚，“活儿轻一点，东西吃得好一点，亲戚看得上眼一点”，就是寨里人的“好日子”。但母亲宣称，“妈没这样过日子，可妈是有日子的，他们不觉得是日子。”这无形中成了一种无法妥协的状况。母亲用以应对的办法是，“别睬他们”。这也导致了女人与医生的尖锐对立。女人不仅认为自己身上长的是花而不是“斑”，而且在她看来，医生只会盯紧某块肉某块骨头某根血管某个器官，却不能看见人。她拒绝了医生的诊疗。而女人的所谓“人”，显然不是物性意义上的人，而是诚如阿伦特所说的“乃是最高的善”（《人的境况》）的生命，是完美生命的代词，有着不容冒犯和亵渎的尊严，透射的是形而上的光。而如果说，女人对于寨子来说是被动的进入，那么姐姐不见了，则是姐姐的主动逃离。姐姐是“我”的天，包括了母亲所有的意义和感觉。“我”跟着姐姐度过了许许多多的春夏秋冬和无数的日子。姐姐不见了，“我”始恍悟，姐姐对于更好的日子原本就充满憧憬，从未怀疑过有更好的日子。所以“我”熟悉的姐姐不见了，剩下的是使“我”感到陌生的姐姐，甚至于是完全不认识的姐姐。这“悖论”似乎与姐姐先前与寨子并不存在太大的鸿沟有关，甚至于对于未来的姐夫、姐姐向来也是若即若离，并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姐姐还是不见了。守庙人可能是个异数的因素。他称得上是姐姐心智的开启者。姐姐六岁开始就走进了守庙人孤独的世界。直到姐姐二十八岁，他们之间的交集，不仅增加了姐姐心中的好奇和疑问，也促使姐姐对日子产生了更多的思考。姐姐心中更好的日子，与未来的姐夫那种“从一日三餐到一年四季，干活休息，吃饭穿衣，生儿育女”的日子，是很不一样的。姐姐希望的是“想找个愿意一起拿神灯的人”。守庙人叹此为“奢侈”。姐姐自己也满脸迷茫。但姐姐还是不见了。这背后更深刻的潜文本或许与女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姐姐也长得好看。姐姐对自己长得好看的解释是“老看好看的东西，老想着好的事情，人也变得好看”。这就意味着，“身体是精神的物质支持”这在姐姐也同理可证。姐姐不见了，但“她是自己离开的”，这很重要。姐姐在自己满脸迷茫中，她一定看见了更好的日子在不可知的地方隐现闪烁着，牵引着她逃离寨子，“一步步走远”……

　　姐姐的信念是“我们不能困在狭窄的日常生活中”。这让人想起了苏格拉底所说的话：真正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人如何才能活得好，并不限于沉重的肉身，而是也应该包括以肉身为居所的灵魂的需要。而这显然是狭窄的日常生活所不能给予的。所以姐姐不见了，这是早就埋下的伏笔。暗示着姐姐正是为了寻找肉身和灵魂都能活得好的日子，才从狭窄的日常生活逃离了。这是理性的选择而非一时的冲动。并且由此可能恰好吻合于学者刘小枫所说的“实现自己的生命热情”（《沉重的肉身》）的那种情形。同时得到了肯定的是，“实现自己的生命热情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同上）。

　　《姐姐的流年》正是在叙事的绪余中，达成了对于身体和日子的某种伦理意义的解码，从而导向了一种精神景深和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