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焱

　　公众在手机上登录“云游敦煌”小程序，就可以进入高清还原的数字藏经洞中，近距离观赏洞窟里的壁画、彩塑和碑文等细节。不仅如此，公众还可以通过人物角色的扮演，“穿越”到不同历史节点，与多位历史人物展开互动，“亲历”藏经洞的前世今生。近日，三星堆博物馆再次“上新”，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将3号坑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与8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兽成功“拼对”，让人们在跨越千年之后重见文物合体的模样。

　　博物馆作为承载、传播文化历史的主要平台和工具，成为了解一座城市、一个地域乃至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在裸眼3D、全息投影展示、VR虚拟现实、体感互动等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下，博物馆在文化传播与共享、增强公众互动性和体验感、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前沿科技与传统文化在博物馆上实现了深度的融合。

　　数字化的多年实践，使得数字化与博物馆已经超越了体与用的关系。古人将历史写在竹简上、写在丝绸上、写在纸张上，但所有的当代史写在数据中。勒石未必长存，铸鼎未必传世，今天不管是历史的记录方式、保存方式甚至记录的深度与广度，都已经彻底改变了。一些在文博领域世代恪守的准则被打破，灰飞烟灭不再成为必然，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现实。

　　但博物馆的数字化意义仅在于此吗？我们是否可以展望更深远的未来？在几年以前，我们曾感慨科技发展让古老文博有了一张现代的脸，而今天数字化则让博物馆有了现代的心、数据的心，反而是线下的展品变为了数据的具身。从内到外，焕然一新的博物馆将带给人们什么样的惊喜与体验，让人期待。

　　这样的变化不是孤证。以文学与影视这对关系为例，随着影视媒介的崛起和视觉文化的兴盛，文学的审美形态发生了变化，由阅读带来审美想象转变为凸显视觉感官，从而反过来使得文字具有更鲜明的视觉冲击力。一些影视上使用的方法，促使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不断进行内在的调整，蒙太奇等创作思维和视听语言等叙事手段被嫁接、融合到小说的写作中，文学具有了鲜明的影像化书写的风格，文学在影视艺术的推动下，从平面的状态转变为动态的、纵向的、充满画面感、参与感、融入情节中的、多元的、超维度的阅读方式。这样互相影响、互相增长的变化也正发生在文博数字化的过程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其深意正在于此。数字化技术不仅改变了传播的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时空观——一眼千年、一眼万里成为现实，文物从此“活起来”，文物会“开口说话”，古人的生活可观可感，历史与现实产生交叠……而也是在这样的变革中，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有了更大的可能与可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