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农夫

　　“我上来三楼看看粿粿.”父亲站在楼梯口，手里端着茶，语气里带着刻意的随意。这个场景近年来在汕头老家反复上演——从他起居的二楼，到我住宿的三楼，短短十几级台阶，却仿佛横亘着某种无形的界限。

　　母亲常说，我们家的房子史就是父亲的奋斗史。上世纪70年代末，全家人挤在又矮又小的草寮里。台风天屋顶要加固，下雨天屋里屋外都是泥泞。父亲总蹲在墙角抽着最便宜的“大前门”，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1982年，实在住不下了，父亲拉下脸让母亲向外公借了1000元，把草寮改建成了“下山虎”。这种潮汕传统民居格局，总算让全家有了像样的住处。我出生后，四间“格仔”（小房间）分配如下：父母一间，奶奶一间，大姐二姐各一间。至于我，父亲出海时就跟着母亲睡，回来就挤在奶奶床上。

　　“阿弟又去伯父家睡啊？”每当晚饭后我出门，总有邻居这样问。父亲总是迅速岔开话题，但我看见他耳根发红。那时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有自己的房间。

　　我念小学三年级时，父亲扩建了“单背剑”。可惜钱只够砌四面墙，大部分房间连屋顶都没有。亲朋好友帮忙数月，最终也只换来几间无法居住的“赤膊房”。大姐辍学去给舅舅打工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床—— 一张用松木板搭的简易床铺。

　　1998年我上高中时，那间“格仔”的墙皮已大块脱落。每到周末，我就背着书包去六姨家借宿。父亲总是看着我远去的背影，时不时发几句牢骚。

　　2008年是个转折点。二姐做玩具贸易赚了钱，提议重建老宅。在潮汕，女儿主动出资建房是件稀罕事。父亲起初有些别扭，但看到二姐拿出的25万元，眼睛还是亮了起来。

　　拆老厝那天，父亲站在废墟前抽了半包烟。建房期间，他像呵护新生儿般照料着水泥板，天不亮就起来浇水养护。原计划建二层半，但在邻居们的议论声中，他偷偷加建到了三层。“谢家的房子要成为村里最靓的！”这是他那些年说得最多的话。

　　入宅宴上，平时只喝三杯药酒的父亲挨桌敬酒，最后醉得需要人搀扶。但我知道，那一刻他等了30年。

　　新房建好后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奶奶住一楼，母亲住二楼，父亲却仍然住在维修铺里。直到2019年母亲来广州帮我们带孩子，他才搬回二楼。说来也怪，自从住进新楼，父亲整个人都变得柔和了。以前动不动就“乌面”（黑脸）的他，现在会对母亲嘘寒问暖；曾经“大声迫喉”（大嗓门）说话的习惯，也不知不觉改掉了。

　　但三楼始终是个特殊的存在。2022年装修时，我想做成现代风格，父亲却坚决反对那个落地窗。“太招摇了！”他皱着眉头说。直到我解释这是为了让妻女愿意常回老家，他才勉强同意。

　　现在每次回家，我都能观察到一种微妙的空间政治：全家聚餐一定在二楼，只有我的朋友来访时才会去三楼喝茶。父亲上来“看孙女”时，总显得不太自在，常常摸摸落地窗框就找借口下楼。而在广州我的家里，他也住不惯，总是急着回去。

　　母亲曾悄悄告诉我，父亲至今仍保持着饭后上楼顶巡视的习惯。我想，对他而言，这栋楼不只是一堆砖瓦，更是他一生的勋章。从草寮到“下山虎”，从“赤膊房”到三层小楼，每一块砖都刻着他的尊严。

　　前些年的春节，3岁的粿粿突然说：“爷爷的房子好大呀！”父亲愣了一下，随即笑得像个孩子。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他所有的执念——让子孙后代永远有家可归，这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

　　如今每次看见父亲站在三楼门口说“我上来看看粿粿”时，我都会想起那个蹲在草寮墙角抽烟的年轻人。几十年的光阴在这栋楼里凝固，而父亲用他一生的倔强，为我们点亮了一盏永不熄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