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光阴，是在平凡简朴的日子中徐徐铺开的……

　　那时候，城里的天未破晓，四野乡村的农人已划着小船，悄然停靠于榕城火船头的码头或者北窖桥下的溪边。他们挑着空桶，穿街走巷，用一两分钱换得城里人家木桶或“老锅”里积攒一夜的排泄物，榕城人把这种营生叫做“倒粗”。桶装满后，上面必铺一层稻草防止溢出，挑夫们便匆匆踏上归程，把“粗”倒进船舱，再折返往复，直到船身满载方才离去。归村之后，这些“粗”被倒入化粪池发酵，最终化作供养田野的有机肥料——人类每日的生活残余，竟如此郑重其事地踏上重归土地、滋养万物的旅程。

　　城里人家若嫌弃家中储“粗”气味熏人，便会选择到街头的公厕方便。公厕里尿有尿池，屎有屎坑，干湿分明。然而即便如此，也难逃“偷屎人”的觊觎，他们蹲守在公厕旁的树荫下，一旦有人走出，便手执铁扒和畚箕冲入，只为从坑中扒取尚冒着热气的“软黄金”。更有甚者，城市沟壑中的废水也点滴珍贵，因无工业污染，积肥的农人常把沟渠也刮得干干净净，涓滴不剩。大街小巷的沟渠因此竟也洁净异常，不见污水滞留。

　　公厕也叫“东司”，乡村的“东司”大多露天而建：深坑之上铺几块石板，留一窄口可供人方便，石头围起便是遮羞的屏障。乡村的“东司”大多数不分男女，女子入内，常需亲友在外望风，以防不速之客闯入。露天之下，雨水常混入其中，蹲位下方，便是满满一潭“肥水”，方便时叮咚作响，“肥水”四溅，蚊蝇乱飞，窘迫难堪。如今某些偏远山野的拐角处，这些“东司”遗迹仍如岁月的残碑般矗立，默默承受着风雨的剥蚀。

　　说起来，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不相信。那时甘蔗的甜汁流过喉咙，最后吐出的残渣亦非无用废物。街道上常见啃甘蔗者蹲于路边，旁边便围拢一圈孩童：左手挎篮，右手铁钳，伸长脖子，眼疾手快地争抢每一块啃蔗人吐出的蔗渣。蔗渣晒干之后，便成了补充灶火的燃料。舌尖之甜，终被风干为炉膛中的暖意，孩子们目光里闪烁的争抢热切，如今想来，是物资匮乏年代里一种近乎庄严的珍重。

　　回望积肥年代，物质生活固然贫瘠，但每一滴汗水、每一片残渣都郑重投入生存的循环。人类竟如土地般呼吸吞吐，毫无废弃之物。那些粗糙而实在的劳作，如同大地一样朴实无欺。人与人、人与万物，亦因这共同的朴素而显得彼此透明、贴近。

　　如今我们拥有了丰裕的物质生活，却也遗失了某些东西。那被化肥袋取代的稻草覆盖的粪桶，那被燃气灶取代的蔗渣炉火，似乎带走的不只是劳作的艰辛。当生存的重负卸下，是否也悄然松动了人与人之间那曾经简单而牢固的纽带？昔日沟壑里点滴不剩的洁净，是否也洗刷走了人心深处某种无需言说的默契？

　　那个年代，大家俯身拾起的岂止是粪肥与蔗渣？更是贫瘠中深埋的、最纯粹的生存与共情之力。那是人心深处真正的沃土，纵使物质丰饶如海，亦无可替代——因它曾以清贫的双手，在天地之间种下过不朽的温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