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这儿，八百年了。

　　外头来的人都说我是株木棉，可我自己觉着，我更像是一个守着揭阳学宫的老头儿，根扎在土壤里，魂系在红墙间。南宋绍兴十年的那个春天，当第一铲土落在我的根上时，我就知道，这一生要与这方土地长在一起了。

　　晨光熹微，童子的诵书声穿过露台，洪亮又清脆，惊起檐角的鸱吻；春去秋来，无数读书郎从大成殿前走过，伴随着缓缓流淌的岁月，青丝变为白发，他们的子孙亦前来求学。我站在这红墙绿瓦间，一季又一季，看云卷云舒，看人来人往。

　　那时的我，还只是一株小苗，那时的读书人，身着长衫，捧着书简，恭敬地从棂星门下走过，石头门槛被他们的步履磨得光滑，积淀着岁月的痕迹，他们在大成殿里跪拜孔子，年轻的脸上写满了对圣贤的敬畏。

　　木棉花开的时候，最是热闹。

　　那红彤彤的花，像是正月里的灯笼，挂满了枝头。风一吹，花瓣打着旋儿飘落在泮池的石拱桥上，藏在棂星门的石缝间，落在读书郎的肩头。有一回，我听见他们在树下背书，摇头晃脑的，声音稚嫩且认真，有个孩子拾起一朵落花，放在鼻尖嗅了嗅，说：“这花真红，像先生刚刚批改文章的朱砂。”另一个孩子说：“不对不对，像那日街上瞧见的状元袍子上的红。”我听着想笑，一抖搂，又落下几片花瓣，孩子们抢着捡了，夹在书页里，说是要沾沾这学宫的文气。

　　我记得明弘治十七年，来了位叫童琰的知县。他到任第三个月，就说要盖尊经阁，广储图书。我那时正值壮年，枝繁叶茂，站在那儿为搬运书册的工匠遮阴，童知县站在大成殿前，对着读书人说：“揭阳多士天下都，声名籍籍南海隅。”这话说得多好啊，我赶忙在风里摇了摇枝头，为他喝彩。那些运来的书籍，一箱箱被抬进屋里，我虽不识字，闻着那纸墨香气，混着木棉花香，飘散在学宫的每个角落，倒也觉着舒坦。

　　清光绪二年，学宫大修。一修就是五年，我看见工匠们爬上爬下，把旧瓦片一片片揭下来，将琉璃瓦一片片铺上，大成殿里孔子的牌位也换成了塑像，我这才算真正看清了那位至圣先师的模样——头戴十二旒之冕，身着十二章之服，手执镇圭，正襟危坐，他的目光温和而深远，像是在看着我，又像是在庇佑着每一个走进学宫的人。那年我特意多开了几树花，为新塑的圣人献礼。

　　可这世上哪有长盛不衰的事呢？民国年间，修马路，把我那俩老朋友“腾蛟”和“起凤”两座亭子给拆了，我眼睁睁看着它们化为瓦砾，心里空落落的。再后来，战火纷飞，动荡不安，更是让学宫几度荒芜，照壁上的瓷雕碎了，棂星门的石柱歪了，就连平日里常常同我拌嘴的那几株老梧桐，也不知被谁砍了去。那些日子里，我常常在风中呜咽，却无人能懂。

　　可我还是年年开花，不管有没有人看。

　　1978年，有人在我身上钉了块新牌子，上面写着“周恩来同志革命活动旧址”。我怔住了，原来是那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1925年，他和战友们在崇圣祠里彻夜长谈，东厢房的灯，我隔着院子都看见了，亮得很，像是要照亮整个揭阳。现在那屋里还陈列着他三次来揭阳的事迹，东厢房里复原了他当年下榻、办公的模样，我常看见孩子们跟着老师进去参观，出来时，眼睛亮亮的，像极了当年那扇窗里的灯火。

　　八百年，说起来长，其实也只是我花开花落的一瞬。可这一瞬里，有多少人的心血，多少代的传承，多少毁与建之间的挣扎与坚守。有人说，文脉这东西，得写在书上，刻在碑上，塑在像里，展在馆里，可我觉得吧，文脉也活在我这老树身上。我见过照壁新雕，见过大成殿揭顶修缮，见过尊经阁变作球场，见过明伦堂的书香化作廉政展览。那些东西变了，我却没变，我老了，可春天来时，我还会开出新的花，那花红红的，像是这学宫绵延的香火，也像是一代代揭阳人心中从未熄灭的灯。

　　木棉花又落了，落在这八百年的学宫里头，落在这生生不息的文脉上。

　　我啊，明年还开。

　　香港教育大学研究生院 黄依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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