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务派名臣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上，非常重视城乡少年儿童的初等“蒙养”"教育，不遗余力地在全省兴办废弃多年的社学。

　　一向重视培养人才和教育事业的丁氏，下车伊始，就深入城乡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期间，他发现“苏省为人文渊薮，兵燹以后，文教未兴。乡曲愚民，尤难振起。往往以儇薄（巧佞轻佻）为智巧（智慧与技巧），以游荡为安闲。其中讵乏可造之材”；“门第单寒”的子弟，则“力难赴笈”，无法“闻师长之教，遂致业荒于嬉”。他深感少年儿童虽天真无邪，但容易“先入为主”，如果染上不良社会气习，结果是“虽美质”也会变成“弃材”；如果每天能亲近精通“礼法”的儒师，即使孩子“顽鲁”，日后也能成为“善士”。他认为“蒙养实圣功之始，化民以兴学为先”，而社学之设，是“上为国家储有用之才，下为闾里化不齐之俗、转移风化”的首善之举。

　　给江苏布政使的公文片段（《丁中丞批牍》）。

　　设立社学章程片段（《丁中丞批牍》）。

　　对嘉定县上禀的批牍（《丁中丞批牍》）。

　　对太仓州上禀的批牍（《丁中丞批牍》）。

　　□陈作宏

　　订定兴办社学章程，要求各地主官“督率奉行”

　　基于这种认识，丁日昌决心在江苏全省恢复因战乱而废弃已久的社学之设，遂指示其时署理苏州知府钱某，会同苏州书局的委员们，妥议一份兴办社学的章程，并先在苏州府，仿效朱熹《小学》一书所倡导的“教法”，定为“规条”办起社学，“延请品学兼优之士”为教员“实心训课”。在苏州取得办学经验之后，他亲自撰写了一道题为《札苏藩司饬属设立社学》的公文，下发给当时的江苏布政使。

　　公文阐述了上述这些观点，剀切指出兴办社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全省“凡城乡村镇等处，均应设法举办”，并饬江苏布政使司衙门，立即将公文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明令各属官员“酌捐廉俸，每县先设四处社学。能多设者，听从其便”，并指示“或以公所作为馆舍，或于庙宇借用空屋”，限期文到两个月内即行开办，要求布政使司布政使及各属主官“亲加查勘，督率奉行”。随文还附上他亲自订定的兴办社学八条章程，要求各地照此办理。

　　章程规定了塾师每人课徒人数及待遇；责成教官会同绅董经理此事，每月初一、十五轮流赴社学（或私塾）督查，并要求地方官要随时督察，务须抓出成效；各社学要立总册设学徒学籍，登记姓名、年岁、住址、入学年月、所学经书，至年终放假时读至何书等，由绅董、教官审核后送地方官查核；要求“教子弟以正其身心为首务”，要公布“训学斋规”，塾师于学徒入学之始，逐条分日讲解，务令遵循，平常动作形象、举止威仪、洒扫劳动等，也当教导学徒符合规矩；“凡学徒入塾，先读《小学》《孝经》，以端其本”，塾师应“每日功课毕时，将可法、可戒故事解说两条”；规定考核塾师教学的勤懒，以学生礼貌之有无、书本读后的生熟为标准，分等级对塾师予以奖惩；塾师无故一月有五天旷业者辞退，学生无故一月有五日旷课者除名；社学中需用的桌椅、器具、书本、纸笔、硃墨、茶水等项所需费用，由社学及绅董随时向官府申请按季报销等等。

　　赏罚分明注重实效，细致指导解决相关问题

　　为保证公文下发后得以在全省贯彻落实，丁日昌严格要求各级官员要切实负起责任，对管辖地区要严加检查督导并如实向其汇报。对做得好的，他要求给予奖励；做得差的，他要求给予惩戒。对各地呈来的相关报告，他都一一作出有针对性的细致批示。

　　丁氏在一份《密委查访各州县事宜》的内部密件中，将“城乡有无书院、义学，计共几处；山长塾师，是否认真教授；生徒计共几人，膏火有无常款”等，作为官员下基层微服暗访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当事者要“确访密查，勿得丝毫容隐虚饰”，要将密查结果“据事直书，不得依稀仿佛，徒取影响；不得稍露风声，反致为人所愚（弄）”。

　　青浦县陈姓县令呈文上禀该县城乡分设义塾情况，丁氏认真阅后经调查属实，立即批示：“青浦县陈令到任后，即筹议添设（义塾），尚能尽心政教，深尚嘉慰，应记大功一次以昭奖励”，并指示以此抵消其前在南汇县任内“不贴斗则银钱各数告示”而被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批文还就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具体切实的指导意见，并要求江苏布政使司衙门通饬各属执行。批文下发之后觉意犹未了，丁氏又再加一公函，对该县令以二公祠并借关帝庙添设义学大加赞扬，说“如此留心教化，真牧令中不可多得之员”，要求有关当局立即“手书奖励，使之有志竟成”。该县禀报中反映有一张姓塾师工作不力兼吸洋烟。对此丁氏在加函中说，“有一吸烟先生，诚恐引出无数吸烟子弟，不可不慎之于始”，着将这个塾师撤换。

　　江阴县上禀该县将无关祀典的庵寺田产归入义学充费，化无用为有用，丁氏在批示中给以表扬。对嘉定县呈上的相关上禀，他则批示：“乡僻处所，不必一村设一塾”，“但择穷户较多之处设塾课读”即可，说“与其多而骛虚名，不如精而有实济”。在对太仓州相关上禀的批示中，他指示说：筹措办学经费，要妥议“经久之资”，做到“经费有常”，并选举绅董加强收支管理。徐州府上禀该府向有义学又新设书塾，他在批示中说：“该府因郡城向设之义学经费不敷，在王公祠设立书塾，将应行裁革之盐规充培植人才之经费，并时往查察勤懒，具见留心教化，嘉惠寒畯（指出身寒微而才能杰出的人）”，称自己阅后“良深欣慰”，表示应将该府朱姓知府记功一次，以示奬勤“，着江苏布政使司衙门对此注册饬遵，还要求该衙门负责印刷”《小学》读本一千部、《圣谕广训》六千部“，送至巡抚衙门，以便颁发给江北各府、州、厅、县。

　　披阅国家图书馆所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第28册中《丁中丞批牍》（抄本）和宣统版《抚吴公牘》中丁氏多处相关批牍，笔者深感这位公务繁忙的一省封疆大吏，在推动城乡兴办社学，普及少年儿童初等“蒙养”教育方面，确实花了大量心血。其既雷厉风行，进行全面推动并严加督查，又注重实效，从各地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重调查，明赏罚，办实事，切实帮助基层解决急需解决问题的为政风格和细致的工作方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清季虽与当今时代不同，教育思想迥异，但丁氏重视普及城乡少年儿童初等教育的态度及某些做法和经验，今天依然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注：①古人把对儿童进行的初等教育称为“蒙养”，或“发蒙”。

　　②文中引文均出自《丁中丞批牍》和《抚吴公牘》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