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白

　　暌违两年的上海书城重装归来。媒体报道，当天距离书城开门还有一小时，福州路上就已经人头攒动，拍照打卡者、守候者无数。

　　上海书城别有历史意义，沉淀着浦江两岸的文化记忆。重装后也更具有现代气息，低碳绿色的理念、人文雅正的审美流淌在空间布局中。不过，上海书城受到如此大的欢迎，还在于一种向“实体书式生活”回归的社会心理。疫情后，尤其是今年，某地实体书店热度飙升、某报告显示实体书店人气回归的声音接连不断，上海书城的消息，正是这个背景音中的一部分。

　　向往“实体书式生活”，是一种细腻复杂的社会心理，也许不能以怀旧、情怀等一言蔽之。过去的几年，是中国社会生活高度线上化的几年。随即人们又迎来了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狂飙”的时刻，媒介社会、云化生活、数字生存——无论用哪个概念，它都已然形成。一种下意识的、对数字生存的对抗正慢慢兴起，或者说，一种“生活还可以什么样”的探寻，开始出现在普罗大众心中。

　　实体书、期刊、报纸，是有明确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出版物，每一本都指向确定的出版时间、印刷地点，这两者常常构成了对所谓“年代”“时代”“地方性”的判断，而一卷本一卷本的书籍或期刊连缀起来，几乎就形成了对线性时间的观感。相反，数字生活的特征恰恰是只有“刚刚”“当下”而没有线性时间，“包举宇内”却地域模糊。人们下意识地向“实体书式生活”回归，深层是一种在时空中锚定自我所在的诉求。

　　因为时间和空间是一定的、载体是实存的，书籍的出版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确定性。在确定和“不可更改”的意义上，一切印在印刷媒介上的字，其实和镌刻在金字塔上的象形文字没什么区别。相较起来，数字生活的一切则是动态的、随时可编辑的，甚至连时间轴都是可以调整的。一个在数字中生活的普通人，也许在无形中承受了太多“不确定性”之重，坐在书店里捧着一本有实在重量、已然确定的书，是不多的安定感来源之一。

　　互联网和数字生活带来了速度、效率革命和知识下沉，自不待言，这其实已经是成熟现代社会的基本面。强调实体书和书店的声音，或许有一些来自回退式的思维与“旧即有理”的逻辑惯性，但更主要的还是源自一种对保持生活张力的本能。这是希望生活不只有一种力量，不只是一个样貌，而是始终有平衡性的力量能使它保持在一个可选择的状态。从沉浸式的数字生活中，慢慢走入沁凉的书架间的巷道，展开印着无数同好指纹的书页，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