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中的进贤门城楼流光溢彩。杨小琪 摄

　　贺益明先生《进贤门始建于何时？》（载于2024年10月21日《揭阳日报》第6版）一文，对此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推测进贤门应该是在南宋绍兴十年与学宫同时建成，但限于史料依据，推测没有绝对化，这表明贺益明先生研究态度的审慎。兹笔者不揣浅陋，也想在贺益明先生推测的基础上作一点推测。

　　□黄少青

　　回  溯  作为古门的进贤门应建于南宋时期

　　南宋朝廷复置揭阳县是在绍兴八年（1138），绍兴十年（1140）县治设于现今的榕城，贺益明先生认为，“学宫是揭阳县城最早的建筑。尊孔是封建时代最大的‘政治’，建城先建学是那时不可动摇的常规。”但也许还有具体一点的原因值得一提，那就是，庆历四年（1044）宋仁宗根据范仲淹、宋祁等人的建议，“诏令州县皆立学”，那时各州县都没有学校，仅京城开封设有国子监。所以到了复置揭阳县时，立学应该仍是揭阳县的一项硬任务，所谓“定制”吧。且在宋代，立学虽不可能与崇儒无关，但朝廷需要通过考试选用人才，可能是更重要的方面。那时，学校是专门培养考试人才的地方，还一度规定在学校学习满三百天的人才能参加考试。州县的考试，那时称“取解试”，合格者解送礼部参加“部试”，又称“省试”。因此，复置的揭阳县必须同时建学，以便为朝廷输送人才，既是硬任务，又责无旁贷。贺益明先生推测学宫是建于绍兴十年，可无疑。

　　不难想象，绍兴十年建成的学宫，不可能有多大的规模，也许只是一些简陋的房屋而已。因绍兴十三年（1143），南宋朝廷在临安尚“太学初成”，所以早三年设县治于榕城的揭阳，那时要有较多的经费建学宫，估计很困难。随着岁月的推移，学宫坏圮与修建是断续交替进行的事情。万历年间黄仕凤的《重修儒学碑记》，就有“圣庙倾颓”修建后“庑门饰，气象翚飞矣”，“由后而观，庙貌巍焕”的记述。乾隆年间吴继乔的《浚儒学溪记》，则有“殿庑祠亭堂舍向诸多圮，锐意修建”的记述……学宫正是在这种后先增益的过程形成恢弘的格局，到了现代规模仅次于曲阜的孔庙。进贤门历经沧桑，于今也成了揭阳的地标建筑。

　　根据明天启年间宋兆禴在《进贤门记》中称“进贤门，古门也”，贺益明先生认为，明朝人不可能称自己的时代为“古”，是正确的，古人对自己的时代一般称为“圣朝”，明人也如此。所以进贤门不可能始建于明，可肯定。而所谓“古”，实际上是一个相对于“今”的概念，相近的时代，习惯上也不会以“古”称之，故贺益明先生同时把元排除在“古”的范畴之外，也无可置疑。可一提的是，元虽于至正十二年（1352）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但那时及其后，各地反元起义已经此起彼伏，朱元璋就是在此时投入其中的。达鲁花赤答不歹在揭阳县令任上于惶惶然中砌内石城以防范“海寇”，要他同时建进贤门，也根本不可能。故从时间线上回溯，进贤门的“古”，当非南宋莫属，贺益明先生此论也甚中肯。

　　疑  问   进贤门一定始建于绍兴十年吗？

　　剩下来的问题是，进贤门一定始建于绍兴十年吗？抑或还可有另外的推测点？

　　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即使可以推测进贤门与学宫是同时于绍兴十年建成，那么，为什么明清志书从未明确提及，而只以“古门”笼统称之？又，宋代州县立学，为什么只有揭阳除了建学宫，还要独一无二地建进贤门？这里面不会有特殊的原因吗？细思之下，这些都是很难随随便便绕过的疑问和悬案。

　　按照宋兆禴在《进贤门记》中的说法，进贤门是“通甲卯乙之气，为生为旺，为光为明”，这表明，进贤门是直接与风水相关的建筑。故进贤门始建的意图，是为了对揭阳出人才起作用，显而易见。然而，如果把绍兴十年作为进贤门始建的唯一推测点，并由此猜想，那时揭阳的主政者建学宫，一开始即以风水的缘故对揭阳的人才问题产生了极大的焦虑感，因而决计同时建进贤门，以便以有利的风水来弥补学宫风水的不足，这未免过于牵强，也难以成立。

　　考之于绍兴十年之后揭阳进士及第的情况，不应忽视的是，揭阳直至绍兴十八年（1148），才出现了郑国翰一人考中进士。而宋代的进士考试，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改每年一考为三年一考，这就意味着，即使不把绍兴十年计算在内，揭阳在绍兴十二年、十四年和十六年，至少连续三届进士考试均为白榜。这对于主政的地方官员来说，显然是教化无方和治绩平庸的表现，是很丢脸的事。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有懂风水的人把进士考试白榜的尴尬归因于学宫的风水，并向县太爷提出补救的办法，于是一个“通甲卯乙之气，为生为旺，为光为明”的进贤门，始于学宫之东建了起来。万历四十六年（（1618），县令曾应瑞到任后，说，“苟有利于棫朴，吾何靳乎栽培”，并捐俸把在嘉靖年间或之前被填塞的进贤门重新开通，正是他为了在风水意义上与进贤门始建的初心遥相对接的行为。故笔者认为，如果这样的推测比较可靠的话，那么进贤门始建于绍兴十七年或稍前一点的概率，便凸显了出来。而学宫与进贤门在地方史料中没有同时建成的反映，也由此得到了较好的解释。

　　推  测   进贤门始建于绍兴十七年或稍前

　　遗憾的是，南宋复置揭阳县，史料的残缺竟然到这种地步，除了复置之初的县令孙乙外，继任者仅存曹、赵二位的姓氏，他们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在任的时间更是一笔糊涂账。故绍兴十年之后到绍兴十八年之前，揭阳究竟有多少县令，他们是何许人，有些什么治绩，皆无可考。但即便如此，进贤门始建于何时，仍是个值得探讨的有意思的问题。

　　揭阳在绍兴十八年郑国翰考中进士之后，继起考中进士的王中行已经来到了隆兴元年（1163），中间又出现了连续十多年进士考试白榜的尴尬。王中行之后，直至祥兴二年（1279）南宋朝廷终结，历经百年左右，揭阳再也无有进士及第者。那么，在这两个长短不一的时间段里，有没有存在进贤门始建的可能性，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理由在于，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复置揭阳县是他在临安立足六七年后作出的行政区划变动，此中不可能没有朝廷的某种考虑，故绍兴十八年之前的揭阳县令无论谁在任上都希望有所作为以报效朝廷，是题中应有之义。更重要的是，绍兴十三年宋高宗有“书写六径，刻石太学”之举，绍兴十五年则太学由六百人增额至七百人，绍兴十六年更是“镂板刊行献书赏格，有官人献秘阁所无善本至二千卷，其人即可转官，愿给值者亦可”……凡此种种，均显示了宋高宗对人才及与人才有关物事的重视。所以对于揭阳的主政者来说，复置后竟然连续十多年未能产生及第进士，很难说没有官场的压力。因而把迟迟出不了人才的原因诿之于学宫风水，便成了主政者自我开脱的最好托词，而听从风水先生的鼓说，建进贤门以贯通诸多瑞气来化解人才困局，则成了可昭示于世的最好事功，因此，这两个“最好”叠加在一起，要被延宕到绍兴十八年之后甚至于隆兴元年之后才有意无意地得到实施，可能性几乎是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符合封建时代地方官员一般的乌纱帽心理，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施政上善于取巧藏拙的基本特征。因此，进贤门始建于绍兴十七年或稍前一点的年份，其概率远比任何其他时间段都要大得多，乃不言而喻。基于此，贺益明先生认为进贤门是学宫附属的建筑，这判断也便具有了足够支撑的说服力。

　　不妨再作补充的是，进贤门始建时，纯粹出于风水需要，重在象征意义，与交通无关，故具体形态可能比较简单，不具什么规模。到了万历四十六年曾应瑞任揭阳县令时，从宋兆禴的《进贤门记》中可知，被填塞的进贤门已经“独不知圮自何年”，仅存“门迹”了。曾应瑞重新把进贤门开通，并非仅仅修旧如旧，而是做到了使进贤门“如四门之式，楼一座，高一丈四衍三丈一尺，从二丈”，这可能恰好为进贤门日后成为巍巍乎的地标建筑打下了基础。所以曾应瑞在这上面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