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洁仪

　　我是一名教学刚满一年多的心理老师，主要教授的是初一年级的学生。我的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观察、引导和培育学生情感与社交能力的实验室。我坚信，核心素养的培育，就藏在日常教学的每一个细微互动里。

　　那本是一个轻松的周五上午。按照惯例，我们这个班有45分钟课时，与其他班级的40分钟课程不同，多出的5分钟，是我和学生们心照不宣的“点歌时光”。我让学生将想听的歌曲写在上面，用“随机抽取”纸条的方式让活动就显得公平公正。

　　这次点歌，当我和往常一样拿出抽签的纸条，班里一群男生突然集体、大声地喊叫起来：“老师，放《父亲》！”“我们男生一次都没被抽到过！”“总是放她们女生喜欢的歌，不公平！”一种强烈的群体对立情绪在喧哗声里弥漫，他们想打破抽签方式，我愣住了。

　　几个月前点歌时，几个男生抱怨一直抽不到他们想听的歌曲，我询问他们的意愿，他们提出要听《猪猪侠》的主题曲。就在我准备播放时，第一排的一个女生突然啜泣起来。追问之下，才知道“猪猪侠”是那几个男生给她起的、带有羞辱意味的外号。我坚持让男生道歉，女孩流下委屈的眼泪，我至今记忆犹新。

　　此刻，男生们想要播放《父亲》，我的反应是这会不会是又一次群体性的、伪装成合理诉求的欺凌？他们是不是想借此歌曲影射什么、攻击某个同学？出于维持课堂秩序和防止伤害发生的本能，我迅速做出了决定：“我们还是按老规矩，抽签吧。”

　　按老规矩来，课堂秩序恢复了，但沉默和不满在弥漫。课后，有学生悄悄来找我：“老师，你为什么不放《父亲》呢？我们是真的想听。”也有男生抱怨：“老师，你只在乎女生的感受，不在乎我们的。”我选择维护了我以为的“公平”，却亲手关上了倾听的门。

　　后来，因“点歌”引发的矛盾早已超越了男女生之争。女生内部也开始出现小团体，彼此为“谁的歌更好听”“谁的点子被抽中的次数多”而心生芥蒂。

　　我精心设计的“公平程序”，非但没能凝聚班级，反而像一把刻刀，无意中雕刻并加深了群体间的裂痕。

　　我开始反思，随机抽签在规则上是绝对公平的，但它忽略了人的感受和关系，没有创造“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这种形式无法满足学生被听见、被尊重、被看见的情感需求。我也反思一些有不恰当的做法，认为男生的行为可能是新“欺凌”，其实是基于过去经验的“防御性预设”。我的反应过于简单化，错过了探寻其背后真实情感需求的黄金时机，他们或许是真想借助歌曲来表达情感。作为一名心理老师，我本应怀着好奇去追问：“为什么是这首歌？”“你们想通过它表达什么？”

　　我意识到，真正的教育公平，不仅是规则的公平，更是视角的公平——我能同时看到男女生的不同需求吗？我能察觉到“大多数”沉默者的声音吗？我是否在无意中偏袒了某一方？这要求我必须具备更高的情感素养和自省能力。基于这些反思，我决定在下一次课上，开放地邀请大家谈谈对“点歌”活动的感受和建议。

　　后来，我和学生们一起重新设计规则。按性别或小组轮值推荐歌单；每月设立一个主题（如“感恩”“励志”“家乡”），围绕主题推荐歌曲并分享理由；将点歌与心理课内容结合，如“推荐一首能表达你本周心情的歌”。活动的核心从“听歌”转向“分享”和“连接”。鼓励学生在歌曲播放前或后，用一两句话说说为什么喜欢这首歌。让音乐成为表达情感、增进理解的媒介，而非争夺资源的战场。

　　这个过程，远比播放一首歌要复杂、要耗时。但我知道，我正在做的，才是核心素养视域下情感教育的真义：它不是简单地平息冲突，而是教会学生们如何在群体中自处、如何与他人共情、如何共同构建一个充满尊重与理解的共同体。这堂关于“点歌”的课，我和学生都仍是学习者，但我们正在学习的，是受用一生的能力。

　　（作者系揭西县南侨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