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中的文化史》

　　郭永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年4月

　　□赵昱华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承载千年文明的厚重历史。曾有历史学家推测，中国历史上使用过的不同汉字，可能多达三万乃至八万个字，但如今，我们常用的字不过六千五百个字。这六千五百个字，正是承载着我们文化的砖瓦，每一个字，都令我们与过往相连。

　　在这六千五百个字中，《汉字中的文化史》又精心挑选了九个字，放在历史学的视角下，以语言文字学为工具，延续着近九十年前陈寅恪等人所开创的道路——“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循字见人，由词观史，追溯千年前的文化背景。

　　在作者郭永秉挑选的九个字中，“中”和“国”二字是放在首位的，这充分反映了写作的目的，他挑选的这九个字，是为了解释一个核心的问题：何以中国？

　　“中”字本是指代一种充满神秘学色彩的事物的，或为旗帜，或为“天地中和之气”。“中”这个字，从旗帜变为方位，正是因为旗帜有着号召天下，令四方来从的意象，在作者看来，这样的转变，代表了古人赋予这个字的原始图腾性，这是一种普适性的价值观——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的同心共德。

　　居中而建郭，最早的“中国”一词，出自《尚书·梓材》，在此时，“中国”一词并非国家的指代，而是代表了一种原始的天下观，指的是周朝东都洛阳所辖的“中域”，以此为天下的中心，周人得以辖御四土。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周人设此辖域，是出自政治与文化的双重目的——政治上，周人贴近了各方诸侯，得以实行更有力的管控，《史记》所载的“四方入贡”，正是建基于此；而文化上，周朝原为小邦，缺少统御四海的合法性，而周成王于中域“宅兹中国”的举措，为周朝对四海的统治赋予了法统上的正统性，这份正统性，正是源自古人对“中”的重视。

　　作者用同样的笔法，通过“夏”解释古人的历史观，通过“天”解释古人的世界观。在我看来，这样的解释，实则是为了解释古人思想的来源。然后，作者旋即从“儒”“礼”“法”这三个字中，挖掘了古人思想形成的过程。

　　儒、礼、法，三者密切相连。礼，不是儒家的独创，作者引用朱熹的解释，发掘了“礼”与“履”之间的关系：“礼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作者据此解释，指出“礼”的概念不止于礼经的教条，更是对举止规范的履践，而儒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乃是赋予了“礼”这个字的儒家人文内涵。

　　礼和法，都是统治者巩固自身地位的工具，“礼”的起源是对举止的规范，而“法”的起源，则源自对神明的畏惧，“天意”赋予了法的正当性，而“天意”又随时间的发展被“人意”所取代，在这一过程中，神判法被习惯法所取代，再进而演变为成文法，但“法”的神圣性从未消解，反倒让早期神判法中裁决是非的牛羊，被神化成为了神兽獬廌.将“礼”与“法”，编撰成“册”，以此御“民”，便形成了早期中国的统治架构，到此为止，作者已经成功地通过九个字，完成了对“何以中国”的解释。作者把“民”放在了最后，并非对“民”的忽视，而是恰恰相反地把民众放在了历史的视角里面，这既是为了批判历史的局限性，也是在展望着未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这句话，是全书的引子，作者以此引出了我国古代的御民之道，作为暗线贯穿全书，但作者却又在此对这一家长制的统治形式进行了批判，引用陶行知的疾呼，向社会与教育界发出了呐喊，这种呐喊，是对过往的扬弃，他所呼吁的，是民众的主体性，是对未来崇高的企盼。

　　中、国、夏、天、儒、礼、法、册、民，借助这九个字，作者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合上书本，我想起维特根斯坦说过：“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旧日的许多事物虽然难免化作瓦砾，但瓦砾并不意味着破败，对这堆瓦砾的扬弃，让前人真正的精神得以流传，坍圮的瓦砾于是重构成为了我们陌生而又熟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