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川先生所撰文章《略谈进贤门及之前的古门》（载于《揭阳日报》2024年12月16日第6版），对进贤门及其前身“古门”的考证论述，理据相当充分，说服力较强，在地方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学术价值。该文同时牵涉到地方史研究中揭阳知县与县治的问题，这也是长时间以来存在着认知混乱的一个方面，甚至于一直以讹传讹。因此，近期笔者通过电话向郭伟川先生请教。郭先生提供了许多他的相关考证论述，笔者在学习之后，结合自己的一些理解和浅见，觉得将它们归纳一下，分几点以较简约的方式奉献给读者，也许对地方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悠悠古城历千年，几多故事待探秘。郑楚藩 摄

　　□黄少青

　　两宋时揭阳反复割并于海阳的基本脉络

　　国史《宋史·地理志》是研究揭阳历史沿革的重要典籍，与此同时，考之于宋元之际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以及饶宗颐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总纂的《潮州志汇编》等书，可知揭阳是在北宋宣和三年（1121）作出决定，而实则延至宣和六年，始从海阳割出所谓“西三乡”以建揭阳县，南宋绍兴二年（1132），则又撤揭阳县并于海阳，到绍兴八年，又从海阳割出揭阳疆域，复置揭阳县，这就是两宋时揭阳历史沿革的大致脉络。而在绍兴十年前，揭阳独立于海阳为县的各个时期，县治都在吉帛村（今渔湖京冈），绍兴十年，县治始由吉帛村迁至玉滘村（今榕城），自此承续再无改变。

　　揭阳之所以反复割出或并入海阳，与两宋在不同时期国家财政状况应有较大关系。并，是为了精简机构，压缩开支，但由此不免增加了地方官员的行政压力。割，则是在国家财政状况有所缓解时，便把并入改为割出，以稍减地方官员的治理负荷。本文对此不作具体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据历史资料反映，揭阳每次从海阳割出或并入，即从两宋中央政府作出决定到真正予以落实，往往会出现延后的情况。如，宣和三年决定从海阳割出揭阳后，便因宋与北方辽、金之间发生重大的战争事件，而宕至宣和六年始落到实处。至于地方官员的派任，以路途跋涉而逾期抵达任所的，也多有之。

　　第三任知县孙乙与县治迁玉滘村全不相干

　　按宋代职官制度，知县都是朝廷派任，一般三年一任，少部分时期二年一任。所以，从宣和六年由海阳实际割出揭阳后，到绍兴二年把揭阳重新并入海阳，中间9年，揭阳至少应有三任知县，并且县治都是在吉帛村。到了绍兴八年，又从海阳割出揭阳，复置揭阳县，中间六年左右，在南宋行政系统中，应该是一个没有揭阳县也没有揭阳知县的时间段。故一些史志资料以及《京冈孙氏族谱》记载，绍兴三年孙乙为揭阳知县，均与国史《宋史·地理志》明显不符，当系以“（绍兴）二年”为“（任期）二年”之误。据饶宗颐先生总纂的《潮州志汇编》，可知绍兴二年揭阳重新并入海阳，揭阳县便已被撤，也正是在这一年，孙乙“致仕”，并落籍京冈。孙乙致仕后之所以不回到老家去，应该与他的家乡那时金兵之患远近难测而潮汕地区相对比较稳定有较大关系，是理性又不得已的抉择。

　　而由于绍兴八年复置揭阳县，所以绍兴九年，派任揭阳的便是在旧时史志资料中仅存其姓而无名字的曹知县。所以退一步讲，即使孙乙在绍兴三年仍是揭阳知县，按宋代职官制度，他也不可能超期任职到绍兴八年，之后的年份就更不用说了。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参与某部门的专志编纂工作，当时共事人员因未能深入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加上受到以讹传讹的影响，乃在专志中贸然作出了曹知县任期与孙乙任期抵触的注解，实在是大错特错。据此，可知揭阳县治于绍兴十年由吉帛村迁至玉滘村，这一重大举措不仅与孙乙全不相干，更是胜于雄辩的史实。

　　揭阳县治玉滘村的创建功在曹知县

　　绍兴八年复置揭阳县，绍兴九年曹知县到任，此时，吉帛村原县治所有衙门之属，已经荒弃了六年左右无人打理，其破败之状，可想而知。因此，这无疑促使莅任的曹知县产生了另觅治所的念头，于是经过踏勘，终于择定了以玉滘村作为县治新址。据明洪武八年林仕猷《潮州三阳志·公署》记载，“揭阳县在永宁乡之第一部（即渔湖都玉滘村），丞厅在县之西，簿厅在县之东，尉厅在县之南”“揭阳儒学在县治东，宋绍兴十年与县并建”。由此可以想见曹知县当时创建新县治的大概布局。

　　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参与编纂的某部门专志，在孙乙传中是如此撰写的：“绍兴十年（1140），定玉滘村（今榕城）为县治。孙运筹规划，率众披荆斩棘，兴土木，建县衙，设城防，修道路，辟街坊，疏通南址两滘，增设贸易市场，创学宫，立考院，为县城建设奠定基础。”这自然有合理想象的成分，但更大的问题是张冠李戴和严重的以讹传讹。史实实质上昭示，新县治玉滘村的创建功在曹知县，这是可以充分肯定，没有半点疑义的。

　　至于孙乙落籍京冈的问题，恰好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新县治玉滘村的创建，与他全不相干，因为如果县治由吉帛村迁至玉滘村是孙乙的事功，那么他把家眷一直留在京冈，便毫无道理。

　　孙乙留下了姓名与曹知县有姓无名的原因

　　据《三阳图志·潮州府志书序》，可知宋元之际，“……其板藏于宣圣庙之万卷楼，（元）至正末毁于兵，大半虽存，已非完璧”“郡书旧数十种，岁久浸灭，多不复存”。因此，作为“三阳”之一的揭阳，遭遇相同，导致两宋时揭阳知县的姓名几乎全部湮没不可考，仅得韶兴二年知县孙乙和绍兴九年知县姓曹的残缺记载。孙乙为金陵高邮州（今江苏省高邮县）人，其姓名能有传，应该与他在绍兴二年致仕后落籍京冈有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就成了揭阳人，在本土必然享名不小，加上其后人后来又编撰了《京冈孙氏族谱》，使子孙传承有绪，这两个有利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他的姓名也便不至于彻底湮没了。曹知县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多部历劫之后残存的史料旧纸中，连他是何许人也都无法搞清楚。但其创建新县治于玉滘村的重要贡献，泽被世世代代揭阳人，所以在地方史的研究中，感恩并还其尊崇的地位，绝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