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

萧 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赵昱华

　　北宋熙丰时期的变法（即王安石变法），向来是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在这一问题上，已有着诸多先贤高屋建瓴，作了多角度的思考与分析。这部《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的特点在于，把熙丰变法放在一个超脱宋朝的时间轴上，以更宏大的视角去分析其独特性与超前性。

　　作者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或许正是出于专业的素养，作者对于熙丰变法中各项改革措施的具体法令、制定时间、效果与演变等内容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进行了抽丝剥茧、逐条剖析的细致梳理。

　　在有关熙丰变法的具体事件与人物的描述上，作者采用了夹叙夹议的笔法，一方面以时间为序，对改革的全过程进行娓娓道来的叙述，另一方面则关注具体人物在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了哪些具体的作用，由事及人，再由人复归于事，对于变法中新旧两党的激战过程作了细致的梳理。

　　可惜的是，在评价具体人物之时，作者预设了立场，以“新”为正确，以“旧”为错误，认为支持变法就是道德高尚，反对变法便是品德败坏，这样的论断，显然难以服众。个人认为，对于角色的评价，应该减少主观上的道德判断，只需说明这一角色在变法中所起到的作用与反作用，将道德的判断交由读者。

　　社会科学的出身，让作者关注到了熙丰变法与宋朝之前或之后南宋时期改革的不同——熙丰变法，在本质上是宋朝在面对自身“中期综合征”时的自救应对措施，这使得变法的实行有其独有的自觉性——作者将熙丰变法定义为在面对中国帝制历史的周期律时，对于封建皇权所打的一个“补丁”。我们应当承认，能客观认识到王朝周期律，并且对此作出有效反应，本身就是一种有先见性的行为。历史上的朝代，在面对自己的“中期综合征”时，往往或视而不见，或粉饰太平；能客观认识并反应的，也不过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一两例而已。

　　让笔者深受启发的一点，是作者对“为何‘旧党’要反对变法？”这一问题的解释。作者认为，很多“旧党”人士所反对的，并非变法改革中的具体措施，而是变法的其中一个副产物——君主权力的集中与强化。对于君权强化的反对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对旧有权力平衡被打破的不安，也有对自身地位下降的不满……原因种种，而反对新法实施成为了他们的共同点，他们被笼统地归纳进了“旧党”之中，实则内部分歧很大。正是以“新”为正确，以“旧”为错误的简单逻辑，让他们彻底被推到了“新党”的对立面。既然如此，变法的失败与不彻底，便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可悲，可叹。

　　这也能解释为何在“靖康之耻”后，重建的南宋朝廷会将神州陆沉的灾祸归咎于“新党”。一方面，变法客观上提升了君主的权力，也使得君主的错误决策所导致的恶性后果加剧，系统性的纠错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当南宋实现了政局的初步稳定以后，君主集权的趋势非但没有有所收敛，反而被进一步加剧了。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士大夫群体尝试借由对“新党”“变法”的攻击指桑骂槐，经由这样的方式重建旧有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君臣关系，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讽刺的是，集权强化这一变法的副产品，反倒比变法本身的影响更为长远，不仅局限在这所谓的“熙丰残照”“绍兴中兴”上，甚至不仅局限在两宋时期，而是一路延传，直至皇权的巅峰。

　　阅读该书，熙丰变法的故事，值得为当下所警惕——改革的反对者所反对的，或许从来不是改革本身，而改革所造成的影响，或许也远不止眼下的这一时半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如这本书封底所写的那样：“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这场无休止的历史对话，穿越时间的屏障，唤醒我们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