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颐

　　总有一些事件如璀璨星辰，照亮历史的天空。故宫文物南迁，永远辉映史册。它不仅是一场文物的大转移，更是中华民族在风雨飘摇中守护文化根脉的壮丽史诗。

　　1933年2月，华北局势岌岌可危，故宫珍宝危在旦夕。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文物南迁行动，悄然拉开了帷幕。从北平到南京、上海，又经长沙、汉口、宝鸡、西安等地，最后落足四川重庆，故宫人员保护着大批文物，辗转各地，颠沛流离。直至战争结束，在1946~1947年期间，故宫南迁文物才踏上了回归之途。

　　这段历史，所有故宫人都铭记在心。在《国宝》之前，祝勇就写过很多故宫历史随笔或纪实作品，其中包括《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研究侧重于冷静客观的梳理推敲，而文学可以呈现历史事件背后人们的行动轨迹、心路历程，让我们察觉到那些被遗忘在“历史”之外的“人”的存在。所有抵御外侮的长城底下，都埋藏着不计其数的无名者的躯骨和血泪。

　　祝勇屡次凝视这些故宫文物，作为一个长久沉浸于国宝故事中的故宫人，他不断地重返历史现场，迫切地想要写下前辈的故事，他们的言笑晏晏，他们的长歌当哭，他迫切地想要更多的人看见，构造历史事件的，除了骨架与主干，还有支撑起主干与骨架的，那些纤细的肌理，那些鲜活流动的血脉。于是，就有了这部6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

　　那文松，一个出身文物世家、从东北奔逃至北平、求职于故宫的职场新人。小说从他的微观视角切入。易东篱、马横岭、唐知微、石不言、丁彤云、郭之南……那文松的上司与同事，好几位都能在《故宫文物南迁》中找到原型，或者在其他记载中发现依稀的身影。他们从历史的缝隙中浮现出原貌，他们并肩携手，负重前行，有些人走了，用生命的代价铺平了道路，有些人活着，继续完成他们的遗志。

　　在南迁筹备阶段，他们拟定可行方案，选择缓冲材料，保护不同形制的文物，每一个折角、每一处缠绕，都凝聚着他们对文物的珍视。南迁之路崎岖艰险，他们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行政的拖沓推搪、不轨小人的觊觎与构陷，他们衣食不保身心俱疲，而敌袭匪扰仿佛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文物的安全，在每一个惊心动魄的存亡时刻，他们都把文物的安危放在了自身的安全之前。

　　这是一群可歌可泣的故宫人。除了他们，我们要记住的，还有：梅从云、梅遇影、那永城、那文柏、丁铁竹、沈芷依、蓝星宇、郎山岳……或不惜性命拒绝投降，或投笔从军抗击日寇，或在“国家”与“小我”之间毅然抉择大义，他们的心灵何尝不是在经历着“南迁”？

　　梅遇影是那文松的妻子，她两次寻夫的经历，是小说的另一条主线。第一次，她怀孕在身，听闻丈夫失踪，焦虑之下，带着女仆鸾凤上路，不幸被土匪绑架，鸾凤被卖入广西大山，她身陷匪窟。第二次，她父母双亡，只身携带幼子，再次踏上寻夫之路，却不幸与幼子在途中离散。如果那文松没有跟随文物南迁，梅家和那家的悲剧是不是能减少一些呢？这是梅遇影的怨念，也是我们作为读者自然而然的联想。故宫人，费尽心思保护了文物，却无力保护自己的亲人。梅遇影的经历，是战争中千千万万无辜女性的缩影，与书中涉及的淞沪抗战、南京屠城、北平饥饿、花园口黄河决堤、重庆轰炸等事件交织在一起，所有的战争，都是生灵的涂炭、黎民的苦难。

　　我们要记住的，还有所有帮助完成这场接力的人们，他们是“被放弃”的家属，他们是随行保护和运输的军方人员，他们是在整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数万火车司机和铁路维修人员，他们是所有尽心付出一己之力的人们，比如那个60多岁的重庆挑夫，一肩挑起千钧之力。

　　这场故宫文物南迁行动，历时14年，行程两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涤荡烽火硝烟，跋涉万水千山，上百万件文物几无遗失或损坏，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千年丹青，万里河山。国之重宝，在物，也在人。有宝贵的人们，才有宝贵的物的珍存，才有人类文明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