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如是我见》是多年致力于宋史研究与写作的历史学者赵冬梅的新作。写宋人，观宋事，本书涉及北宋政治文化兴衰、“过岭”后的苏东坡、古今“真实表达”意涵之别等等。

　　《赵宋：如是我见》

　　赵冬梅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5年3月

　　□赵冬梅

　　“过岭”的意义

　　黄州是苏轼的第一贬，惠州是苏轼的第二贬。到惠州的时候，他已经经历过一次贬谪。惠州之贬和黄州之贬虽无本质差别，在地理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却又有着极大的不同。惠州在苏轼的贬谪当中还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他被贬过了南岭——东坡过岭了。

　　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苏轼在宋朝最北端的边境城市定州接到了贬谪命令，然后一路南下，从位于今天河北南部的定县，跨越漫漫长途，经过今天的江西赣州，到达江西大余（宋称南安军）；苏轼在南安军跨越大庾岭，过岭之后就到了南雄州，进入岭南地域；接下来他一路南行，经过韶州、英州、广州清远、广州，再往东抵达惠州。苏轼抵达惠州的时间是绍圣元年十月初二，这时候他即将五十九岁。苏轼的生日在阴历十二月，虚岁五十九，周岁是五十七。这个年龄，我们今天觉得还是很年轻的，但是在宋代是老人家了。

　　苏轼到惠州报到之后，按惯例要给皇帝上一个表，表达感谢。苏轼在《到惠州谢表》里面这样说：“仁圣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群言交击，必将致之死亡。”“仁圣”指皇帝，皇帝本来想保全苏轼，要给他一个南方远地（英州）的知州来做，但是“群言交击”，他的政敌不肯放过他，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幸好皇帝体恤，宽大为怀，“尚荷宽恩，止投荒服”，只给了他流放岭南的处分。“岂谓天幸，得存此生。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为之资，行不忍人之政。”苏轼说他还能够保住性命到南方来，全靠皇帝的恩宠，他向皇帝表示由衷的感激，“臣敢不服膺严训，托命至仁；洗心自新，没齿无怨”；同时，他又表白自己是可怜的，他到了岭南这样一个“瘴疠之地，魑魅为邻”的地方，加之年老体衰，“衰疾交攻”，恐怕再也无法回到北方家乡，“无复首丘之望”，对于皇帝，他“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

　　“瘴疠之地，魑魅为邻”是苏轼对惠州最初的描述，也就是说，自然环境恶劣，文明程度低下。对于今天的岭南民众来说，这种说法有些得罪。但这就是宋朝北方人想象中的岭南。宋朝有一个好传统是“不杀大臣”，大臣犯错误予以贬谪，最严厉的贬谪就是“过岭”。

　　“过岭”是宋朝对于宰相级别大臣最严厉的惩罚。举一个例子，元祐四年（1089）发生了一起针对前任宰相蔡确的指控，说他诽谤太皇太后。当时是太皇太后高氏当政，有人摘举了蔡确《车盖亭诗》里的句子，说蔡确诽谤太皇太后。那么，应当怎样处置蔡确呢？朝廷之中当时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人就提出来要杀蔡确。如此严厉的杀宰举动很快被否定了，在蔡确的处分争之未定、争论不下的时候，范仲淹的儿子、宰相范纯仁听说文彦博提议要把蔡确“贬于岭峤”，就很紧张，去跟左相吕大防说：“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不自免。”“此路”指把宰相大臣贬到岭南去的路。乾兴是真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只有一年，即公元1022年。乾兴元年，宰相寇准、丁谓先后被贬往岭南。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宰相大臣被贬岭南的事情，过岭之路已经荒废了近七十年。范纯仁说，如果我们现在把蔡确贬到岭南去，重开过岭之路，“吾辈开之，恐不自免”——如果我们今天对政治上的对立面进行如此严厉的惩罚，如果我们把政治斗争搞到如此激烈的程度，那么也许有一天，我们自己也难免被反噬。范纯仁的话显然打动了吕大防，在太皇太后面前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吕大防和刘挚就为蔡确辩护，说蔡确的母亲尚在，而且年纪很老了，就不要让他过岭了。这是用孝道在为蔡确辩护，非常正当的理由。但是太皇太后与蔡确有私怨，格局不够，拒绝宽宥，斩钉截铁地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此州指新州（在广州西边）。蔡确最终被贬过岭，“荆棘近七十年”后，过岭之路还是重开了。

　　宋朝开封视角中的广州

　　珠三角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发达，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地区。但在宋朝人眼里，它是“瘴疠之地，魑魅为邻”的荒蛮之区。从当时首都开封的视角来俯瞰当时的广东（广南东路），那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首先是人才不竟，教育落后。整个岭南地区教育最发达、科举最成功的地方是比较靠北的韶州，而广州则相对落后。宋朝960年建国，1095年，建国135年之后，时任广州知州章楶说“二广据五岭之南，凡四十余州，而番禺为巨镇”，广州是两广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但是“至于士人之知名者独少，而业文擢第乃劣于他州”，广州的读书人有名的很少，广州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的反而比不上其他州。这是广州的人才不竟。而人才不竟的原因，是因为“教化未孚”，这是开封视角中的宋朝广州的第二个特点。站在中原往南看，广州以及整个岭南地区的风俗，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落后的。广州人“喜游乐，不耻争斗”，大家都很喜欢玩，打架这种事情也不觉得羞耻。再有，这个地方的女性地位高、自主性很强。老婆代老公去打官司，一个女人跑到衙门里去，打起官司来“如在其室家”，就好像在自己家一样，“诡辞巧辨，喧啧诞谩，被鞭笞而去者，无日无之”。几乎每天都有广州女人跑到衙门里去，大声吵闹，胡搅蛮缠，官老爷一顿鞭子板子打出去，第二天还有别人来。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今天可以作很正向的解读，认为广州民间的自主性强，女性地位高。但是在开封眼里，在传统儒家眼里，这就是“朝廷之教化未孚”。

　　宋朝的广州的第三个特点是，它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外贸港口，居民能冒险、善致富，“盖水陆之道四达，而番商海舶之所凑也”。广州是一个重要的外贸港口，“犀象、珠玑、异香灵药、珍丽玮怪之所聚也”。开封上层所需要的海外珍异之物，包括香料，从这里抵达中国。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港口城市，“四方之人杂居于市井，轻身射利，出没波涛之间，冒不测之险，死且无悔”。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为了谋利是敢于冒险的，善于致富的。

　　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广州有着开放包容的一面，居民番汉杂居，有番坊，就是外国人的聚居区。熙宁年间广州有一个叫刘富的富人捐资助学，同时还有一个“怀化将军卒押陀罗亦捐资以完斋宇，复售田以增多之，其数亦埒富之入”。“怀化将军”是宋朝政府给外国友人的荣誉称号。刘富捐资助学的时候，这个叫卒押陀罗的外国商人首领也捐出钱来，帮助修缮校舍。卒押陀罗在广州有地，为了增加捐资助学额度，卒押陀罗还卖地变现。他捐的总额和刘富的捐资额差不多。卒押陀罗提出，希望在州学里“置别舍，以来番俗子弟，群处讲学”，也就是说，他希望在广州的州学里专门搞一个留学生楼，给外国留学生居住，让他们也能够学文化，参与交流，“庶太平德泽无远尔之限也”，即希望远人也能享受宋朝的恩德雨露。

　　（节选自《赵宋：如是我见》）